威廉神父 - 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目录
引子
1. 青年时期（1877-1903）
2. 在Grave（1903-1912）
3. 初到中国（1912-1924）
4. 返回Meyel（1924-1925）
5. 再访中国（1925-1930）
6. 在黑山扈（1930-1947）
7. 尾声
引用
注释
后记
引子
那是在2002年的9月，我和Herman Crompvoets去看望地方史研究会的新会员，在Meyel圣约瑟养老院生活的Wiel Verschaeren。我们正准备告辞的时候，他叫住了我们，取出一个旧的锡盒，里面放了五十几张老照片。多年来这个盒子是他父亲的弟弟，他的叔叔Piet Verschaeren保存的。这些照片是由“Willems神父”拍摄于1920年到1947年，他在1912年到1947年一直作为神父，曾在偏远和危险的中国传教。
微微卷曲的照片即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是因为Willems神父在照片背后详细写下了说明，他还仔细地观察当时中国的日常生活，对他自己作为一个神父的生活也进行了大量的记录。
其实当时就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份Meyel历史独特的资料，对这些资料必需做些事情。针对照片和拍摄者Willems神父的经历，地方史研究会应该整理出一本书，或至少应该贡献出一份有趣的文章。于是我想，这是个开始。
在对这一系列照片进行了审视，并对Willems神父做了一些研究后，我开始感觉，神父也许还给别的家庭成员也寄过照片。于是在2003年5月我们访问了Lieshout，Willems神父最喜爱的一个侄女曾住在那里。还好，那个侄女的儿子，Rudolf Merkelbach，显然有更多的关于Willems神父的照片和信件，总数大约有150份（真是历史学家的幸运！）。那些照片也有很多的注释。Piet Willems显然既是摄影者，也是被摄者，也许仅仅因为这是他和家庭（及他的‘施主’）联系得以维持的重要手段。
这时又出现了一份关于Willems神父的文档。已故的Lei Lucassen 在1959年编写了一些人的口述，这些人曾认识神父。Lucassen是地方史学家，显然想写一篇关于第一位生于Meyel传教士的文章或者论著，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实施。这份文档也非常有益。2003年8月对Walbeck、Bracht和Grefrath的访问虽然有很有趣的收获，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收获不太多。以前的照片早已散失，分布在家庭的各位亲戚手中，踪迹难寻。到了9月上旬，一些寄给Willems神父施主的亲戚Wassenberg夫人的照片出现了。
Meyel地方史研究会决定写一本书，接下来的进程就很快了。2003年夏天就开始，我们开始着手写一本传记和历史纪录。Henk Willems帮着我们挑选照片（特别是第一章），Herman Crompvoets整理文字。这种工作真是棒极了，因为我们相信这是非常独特的材料，还因为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直接面对历史的感觉。美妙的自传构成了一个关于Meyel历史和战前天主教的传播过程的财富。
应该说明一点的是，Willems神父是农民的儿子，肯定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摄影师。他的语言很简单，有时甚至有点天真。经常有语言和文体错误，可能是由他使用异体荷兰语造成的。这种语言任何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式出版物都不是很恰当的。
他也不是一个博学的人。在图片文本和信件中通常有些过激的然而深刻的观察，很少见到平实的分析。他对中国人的观点不免受西方优越信念的影响。他可以看到与他忠实信徒及追随者之间的障碍并加以克服，但很少以中国人的眼光整体看待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常目击者的观察。从书信的字里行间我看出他不仅仅是一位简单的Meyel农民。他对中国一切事物的判断基础均来自于他在Meyel家里和学校里之所学。传教士与偏远‘异教’的中国在心灵和文化上的被划分开来。中国与荷兰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根源，使Willems神父感到难于逾越。
由于这种差异，Willems神父经常受到极端孤独感和返回Meyel强烈渴望的折磨，他非常希望和Meyel的父老乡亲生活在一起。他为自己的归属所困扰：他不是中国人，不属于其他传教士，也不能归于中国的神职人员（罗马教皇1926年收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力，转而让这些中国的神职人员行使职责）。Willems神父一直怀念着Meyel，怀念着Peel村庄人们，在那些年里他肯定觉得家乡的人们要比他周围的中国百姓要亲近得多。总之，Willems神父身在异乡，心属两个世界，一面是Meyel乡村幸福的理想画面，另一面，他的职业是在尽可能遥远的国度拯救陌生人的灵魂，保佑他们进入天堂。
本书的结构如下：我从Willems童年在Meyel的生活开始，然后对他的家庭及成员进行说明。后面的一章是关于他在Grave学习和训练的描述。第三章写了他第一次到中国十三年的传教经历。第四章讲述的是他乘船回到了Meyel度假。最有趣的应该是第五章，时间跨度为1925到1930年期间。正是在这一阶段，Willems神父开始拍摄大量照片并写了很多的信件寄往荷兰。最终，第六章是在圣母院度过的日子。该书以尾声结束，在其中又详细描写神父的使命。
Piet Willems的12张照片
1.青年时期（1877-1903）
本章描写Willems神父所处的19世纪后四分之一的Meyel村庄社区的情形。简短地描述Meyel地方的职业构成并讨论了教会生活的复兴。这正是小Willems出生长大、成为农夫和小职员的一个时期。Willems还有个大家庭，他的父母是谁？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家庭又是怎么组成的呢？
1875年Meyel素描
1877年Meyel的统计显示，在本地出生的居民大约有1350位，分属大约280个家庭。住户主要零星地分散在一个条带区域。Meyel当时是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村庄，这村庄在狭窄、多沙的低地上，四周长了些马铃薯和石楠。居民们用泥炭作为燃料，以放羊和养蜂为生。
Meyel地区因为贫困的生活条件为周边百姓所熟知。这里的收入和住房质量都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然而，在1853年时，Peel村有可能因挖掘泥炭而有些额外的收入。现在这里最近的几十年的主要的生产活动仍旧是挖掘泥炭。丰富的泥炭使得Grave地区的人虽然自己是农民，却不大看得起Meyel其它地方的人。
Meyel地方的生活受农业的影响极大。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一个小型联合农场工作，其余的人不是开商店，就是从事与农业有关的手工业工作。
当时只有两个农民拥有超过10 公顷的土地。由于土地低洼和沙化以及全球的农业危机（1875-1895），使Meyel农民维持生计面临很大的困难，有若干年数十个家庭不得不接受监护委员会的救济。
1875年至1919之间给Meyel很大的影响的人物是Jan Truijen。到1878年时，由于生活水平的上升，他联合小农的进步的思想（即’合作观念’）得到全国范围的认可。Truijen被称为“农民王”，他试图改善Meyel农民的生活条件。他是1895年至1931年间的市长，创立Meyel奶制品工厂，让农场和农民可以贷款，用于农产品销售和购买化肥。1894年和1901年之间，他甚当上了海牙议会成员。
Piet度过了他的青春的街道叫Hoek，在1877年还没有铺设路面。那个地区开始的时候有六个农场，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后来慢慢出现了两架大风车，都是木头为框架和石头基础做的磨，直接对着Willems家的农场。年轻的Piet可以在床上就看到那两个大风车。1878年把旧木轧机机架挪到了Kessel，1872年在Hoek建成一个标志性建筑-石头的Sanders大厦。在他的童年，年轻的Piet能看到转动的磨石，听见无休止的吱吱声。来来往往用马和牛拉的重车，洒下的面粉的气味，Piet也可以闻得见。Piet在公立的Meyel小学读书，当时校长是J. Hebben。然后与他的父母一起在农场工作到他年满26岁。有时也帮帮小百货店的忙。在这期间是否受过进一步的教育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可能性是很小的。
Willems的父母和祖父母
Piet 1877年11月28日出生于Meyel的一个草屋中。他的家庭几个世纪以来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家族在18世纪尚未有像在19世纪的时候所能拥有的那么多土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们未来的传教士的父母和祖父母，社会地位不是很高。他的祖父Willems Sebastiaan（1799-1879），最初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是在1845年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才在Donk有了一个农场。在这以前他的住所是不为人知的。Sebastiaan有不到两公顷的农田（一小部分沼泽），是一个标准的Meyel农民。在19世纪下半叶Donk低地上的其它农民也都尽量在荒原上开垦自己的农场，以扩大生产。Piet的父亲是Hendrik Willems（1839-1916）。和他的父亲一样，Hendrik经人介绍，在1871年6月26日与Beatris Gerits（1836年至1907年）在父亲Sebastiaan的房子（C区，第83B条）里结婚。他和他的妻子Beatris那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1873年，Hendrik的母亲去世，在Hoek的农场（C区，第7层），腾了出来，这使他感到高兴。这座建筑在大约1925年的时候由Snijders从Marxweg手中买走，大约1930年由一个破旧的农舍改建成了大型现代化农场。看起来大约是在Piet的父母在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他表示希望成为一名传教士。Grave的教众们选择了贫困农民的儿子做传教士，应该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图1.年轻的Piet Willems在绿色植物的遮蔽与包围之中摆拍照片。这是他留下来最早的照片，摄于1912年他刚刚离开去中国之时。当时他还没有晋铎。他左手捧着圣经，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两样东西似乎表明他迫切希望当上神父。Piet Willems很是自豪，并遵照摄影师的指示努力看镜头。他当时没蓄胡子，让人觉得他非常坚定。他也许对远东充满了希望和善意。从Meyel到中国之后，按照传教士的习惯，他留起了胡须。
未来传教士的家庭
像那时候的正常家庭一样，Willems家里每年迎接一位婴儿。无论是是先前在Donk的农场，还是1873年搬到Hoek。Piet是他父母婚后六年的第五个孩子。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孩子出生。
家里最大的孩子是她的姐姐Anna（1872-1961），她于1902年和来自Helden 的一位农民Willems Verschaeren结婚，然后搬到Donk。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其中只有Piet Verschaeren在2003年还活着，就是本文开始提到捐出他的教父Piet神父照片的那一位。他们在Donk的农场（G.Verschaeren和P.Verschaeren现在依然住在那里）于1924年完全烧毁，然后施工重建。
Piet Willems还有另一个兄弟叫Gerard，和Drika是双胞胎。他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德国，在那里有个养鸡场，去世的时候没有孩子。
传教士有两个姐妹，Drika 和 Han，均于1900年结婚后不久，搬到德国边境的Venlo。Willems家庭有家庭生活。
Drika（*1873年）嫁给了一个不起眼的农民，Johann Peters，并在Bracht-Heithausen对面的边界附近Reuver生活。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他在二战结束前后时在柏林被俘，困于俄罗斯的贝灵。Drika自己死在Bracht，时间是1947年左右，Johann大约于1960年去世。
另一个妹妹 Han（1879-1946）于1905年11月6日与德国小农，一位老鳏夫Engelbert Feyen结婚。他是Grefrath附近历史悠久Schlibeck大型农场的雇农。Engelbert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了七个孩子。在第一任妻子在家去世以后，他与在Meyel(?)的表妹结婚，并定期到Meyel探亲和赶集。Engelbert 在1918年买了农场，但一年后死于肺炎。他给Han留下来的不仅是一个大农场，还有他的七个孩子。Han 以后没有再婚，七个孩子很快死了两个。她在儿女们及Engelbert的一个未婚兄弟帮助下，以巨大的奉献精神和毅力经营着在Schlibecle的农场。她在1946年1月14日早于他在中国的弟弟去世，数年后，她的一个儿子作为士兵在俄国前线死亡。继1916年Engelbert 19岁的儿子 (Augustin Feyen)死在法国北部索姆河战场，这是第二个在战争中死亡的家庭成员。2003年的时候，Han 90岁的女儿，以及Engelbert的儿子Erwin Feyen (* 1939)一家人仍旧住在Schlibeck的农场。
Hendrik Willems和Beatrix的家庭还有两个孩子（Petronella和 Sebastiana），只比他大只有几个月老去。
Piet Willems在Grave培训期间，母亲Beatrix去世，父亲Hendrik在他去中国的四年之后去世。在Piet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在荷兰的家里只有一个兄弟，三个姐妹。
天主教的复兴
Meyel的教会生活是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有力的复苏。这像是一个长久的花期，随之而来的是以荷兰主教区1853年开始恢复活动为象征的长期和丰富的“罗马生活”。神父A.van Kessel（1835-1877），神父P.Cleevers（1877-1896）及其继任者，J.Wouters（1896-1906）在Meyel成立各宗教协会，如圣母七苦兄弟会、圣伯多禄兄弟会、耶稣圣心兄弟会和圣眷兄弟会等，圣眷兄弟会在1899年的时候共有365个成员，都是男人。这意味着大多数男人都是成员，毫无疑问Piet Willems乃是其中一员。1845年开始，每到冬天的几个月，Meyel传教士就开始鼓动强烈的宗教体验。
作为当地天主教复兴的象征，神父们在1896年至1897年修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修道院，Oirschot方济修女居住在那里，修道院还建立了完整的学校和医疗保健设施。1899年又在公园里重新修复了古老的圣井。可真正的杰作是1902年到1904年间，神父们建造的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随后被称为“Peel大教堂”。
在贫困的村子里面建造扎眼的大教堂，似乎是有些不合逻辑的行为。然而，Meyel的一些富裕家庭从经济上支持了它的建造。
在另一方面，本书也论述了Meyel天主教复兴的主题。1870年以后，Meyel的宗教活动日益昌盛。从1870年到1914年之间大约有十几位男女出家到修道院。特别是1900年以后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妇女对宗教生活兴趣日益增高。仅仅在1904年就有四位女孩进入了圣母修道院，那一年我们的主角也进蒙召进入修道院。
在26岁以前Piet是否对天主教感兴趣不得而知，但当时的气氛肯定是有利于生活在Meyel人们选择宗教生活。Willems 成为了第一位被Meyel天主教教会派往陌生而遥远国度去做传教工作的人。
图2. Hoek 和 Donk 在Piet Willems 的童年生活中影响很大。这两条街道当时都没有铺路面，所以尘土飞扬，经常泥泞不堪。当时路的两边大多数是低矮的农场房子，茅草房顶和各种杂乱的棚屋。这张照片里右侧的建筑就是农场。
一般的农民都有公牛和犁，有人甚至有母牛。 Meyel大多数农民买不起马匹。在Donk有一个咖啡馆（叫做“Sus”）和一些诸如铁匠和木匠铺等手工业，那里还有几家商店。这张照片拍摄于1898年9月9日。位于标志性的建筑Sanders磨坊附近，Willems住的农场就在正对面的Hoek，但在这张照片里看不见。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4）
图3. Peel大教堂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4）
图4. T 修道院
图3-4. 两个天主教在Meyel的复兴的标志：Peel大教堂和T修道院。Peel大教堂的照片是从现在的荷兰合作银行方向拍摄。这座教堂建于1902和1904年之间，由Wouters神父按照J.H. Groenendael 的设计而建造。高耸的尖顶和教堂的大型建筑，与相对贫困的Meyel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持续了很久。教堂比村庄建筑物高很多，以致数英里以外也能看到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被视为教会在与过去清算，并开始了增长和繁荣的时期。Meyel开始慢慢富裕起来，赶上与周边村庄。新哥特式尼古拉教堂也是天主教开始在荷兰复苏的表现，这种复苏从1850年开始，1960年完成。
在图4中我们看到的又一个丰富的宗教生活的典型表现。修道院建于1896年至1897年，由Oirschot方济修女使用。这些修女照看老人并同其一起缝纫。由于难以理解的原因，在2002年和2003年间这美丽的建筑受到拆除的威胁。参见Meyel市政府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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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anders磨坊
这里看到的Sanders磨坊，在Piet Willems在出生的Hoek对面。磨坊由Jan Sanders和Jos Sanders与人合资兴建于1827年。1903年收归Sanders。该工厂在1944年德国军队撤退是被炸毁，令人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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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28年的童年出游
根据罗马天主教生活方式，所有的活动应和传教联系起来。每个人都要对完成说服异教徒皈依的艰巨任务做出贡献，从而得到永恒幸福的机会。Meyel的传教士形成了团结的集体，以祈祷和捐款的方式支持他们重要的工作。也会有些很有乐趣的活动，如我们在这张年轻人和儿童在1928年的出游活动照片中看到的。教会组织的12岁以下的年轻孩子们的童年协会，由Meyel的神父Van der Sterren带领。通过祈祷，他们每月做出贡献和募捐，促进他们同龄人的幸福。最初主要是为了“贫困中的中国儿童”。这张照片中，他们打扮成传教士在走村串乡进行传教工作，以唤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有从马斯特里赫特来的小姑娘Sjaan Gooden、Jeanne、装扮成圣伊丽莎白的Miet Ghielen、装扮成圣则济利亚的Mia、Truus、Ber Bettinger则装成中国儿童（他心里也许想着Willems神父！）、Jo Gooden装扮成白衣神父、Jac Bettinger则装扮成圣女贞德。孩子们都是由T修道院的修女们给装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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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Zelatricen阁下童年1930年
图为圣zelatricen童年于1930年。他们常常表现成学生的家庭，以便招募儿童传教。在前面我们看到An Jacobs, Wies van Heugten, Nel Strijbos, Anneke Venner, Wies Thijssen, Miet Philipsen和 Leonie van Oostaijen。在他们的身后是Drika Manders, Van der Sterren神父, Mietje Lenders, Nel van Bree和 Jet Verst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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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上图左). Meyel中心冬天的一个美丽，宁静的一天。Piet Willems一定熟悉这一景象。照片是由J.van Rijt拍摄的，他自己就出生于Donk。我们看到了中间的狮子塔（1903年拆除）和高大古老的Kapelanie（1944年被毁）。教堂的背后是天鹅酒店。图的右面是不知谁家的童车。教堂边上依旧有很多的农场。这张照片里的建筑物都已不复存在了。
图9（上图右). Piet Willems是Meyel的第一位传教士，而Aldegonda Gooden (Oliviera) 是Meyel的第一位传教修女。她1905年参加了方济修女会，1908年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做了一名教师。这张照片是Roermond一位摄影师在她准备去东印度公司前拍摄的。合照的是她的叔叔Lambertus Janssen，他后来也是Willems神父的“恩主”之一。Oliviera Gooden 1944年死于日本的集中营，再也没有回到荷兰。
2. 在Grave（1903-1902）
本章讲述Piet Willems的学生时期Grave市中心的状况。除了一些一般情况，主要介绍Jean Berthier的与传教有关的事。他是Grave传教点的创立人，并且当了很久的Meyel镇长。不巧的是在这个时期Piet Willems不为人知，没什么材料，有些相关问题找不到答案。
大器晚成
Piet Willems是典型的‘大器晚成’。他二十岁生日之后，决定要去做个传教士。没有迹象说明他在之前有有计划想这样做。他的父母在这里有没有参与意见也是不清楚的。也许有一个因素起了作用：他结束了一段感情。他的未婚妻要去做修女，因此他也决定了去做传教士。
Berthier神父的观点
Grave的圣眷教众会是法国神父Jean Berthier (1840-1908)于1895年9月27日建成的。他由于法国政府的反教会政策，被送到了荷兰。Berthier是一个在Dauphine贫苦农民的儿子。在法国多年以来谆谆布道，深居简出，颇受欢迎。他的家在La Salette，从1846年起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修行。Berthier写了几本宣传册和书，在其中他利用拿撒勒圣家族的例子，激发人们对天主教的宗教感情。他确实在全心全意地，率真地、有时像孩子一般地传播天主教。Berthier曾经说过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变成天主教徒是他的最终责任。对他来说，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天主这件事简直像噩梦一样。众多的人等需要知道天主的旨意，因此需要大批的传教士。
由于担心人们不再去教堂，Berthier在Grave创建了教众会，主要目标是“更经常性的晚召”。参加Berthier教众会的人群主要是17至30岁男青年。选择这些成员主要是考虑他们家庭贫困，而不是是否有布道的经历。他们大多贫苦的农民或艺术家的后代。Berthier宣称他们是在拿撒勒圣眷的保护下进行独立的学习和研究。培训是在一处原来供应Grave奶酪的工厂废弃建筑物里进行。Den Bosch教区是他的后盾，他后来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区，帮助他建起了教堂。
当Piet Willems于1903年10月3日到达Grave的时候。Berthier的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之前，学生和工作人员大量流失，申请入会人员减少，社区的环境也非常糟糕。此外，罗马方面对他的动机有着严重的怀疑。而且在该地区许多老人在用固执的不信任的眼光看笑话。还有就是取得“协调权”的困难。然而到了1903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学生、哲学家和神学家有100多人，并还在持续增长。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热情与感激之心，使Berthier松了一口气。尽管只有少数学生能够付起每年150荷兰盾的费用，但神父还是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有潜质的学生。
Piet Willems在Meyel的清贫生活中长大，但他无疑会对Grave的恶劣生活条件感到震惊。他听来的修道生活与当时现实情况肯定不同。学校校舍看起来更象一座废弃的监狱。到Grave来的学徒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就返回老家。尽管如此，Berthier做了测试，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成为传教士，Piet Willems被留了下来。
在Grave的学习严格而艰苦。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在小教堂里祈祷，然后开始学习，完了才能在餐厅里吃早餐。早餐的食物非常粗陋。一天的学习，工作和祷告一直要到晚上八点半。每个人都很晚才去休息。没有私人房间，即使是Berthier也没有。
由于付给教师的薪金较高，而用于教学的经费不足，学生经常要自学。经费短缺造成学习材料缺乏，还不得不让高年级的学生授课。所有这些困难只能靠Berthier的热情和高年级学生的良好纪律来克服。每年有数次静修活动，期间严禁互相交谈。他们每年两次骑自行车去朝圣（去Katwijk或Maas河边），对他们来说这更像快乐的郊游。在这个社团中使用的是法语。
几乎没有暖气，寒冷的冬天无处不在。为了省钱，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园艺和手工艺。在许多学习室中有一个小印刷厂，印刷Berthier的宣传小册子。假期也没人离开Grave。没有体育活动，没有游戏时间。这就是Berthier，在我们现在看来，有些过分严格、过时的但很坚强的人。封闭的程度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就像居住于孤岛。这个“世界”在创始人的眼中被渲染成了其它颜色，并被精心地排除在外。Berthier绝不妥协地抵制现代“笛卡儿”思想体系。学生走出课堂就变得害羞，甚少说话，他们几乎不敢与人对视。他们远离现代的东西（如煤气灯）。对于Berthier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强烈的信念。
Piet Willems在Grave
1903年Piet Willems到达Grave的最初几个月里，Berthier还在修道院，因为他在Grave去世的时间是1908年。Willems应当与这个虔诚的法国人经常见面。26年，甚至严重Meijel一个’晚期职业’。Willems接受了法国神父的九年培训。开始是在Grave的小教堂学习拉丁语和法语。见习期满后学习哲学，然后是神学。在Grave有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学生。我们不知道Willems的学习成绩如何，但他一定学到了Grave的纪律，以及顽强和奉献的精神。Willems成功地向邻近聚集点推销由著名的创始人所写，传教点所印刷的小册子。
至于他在Grave的其他的信息，就不得而知了。后来也有人记得从Grave回到Meyel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发黑色，安静友好的人。此外还有些事实：另外两位荷兰人及九位德国人同他一起开始学习。1906年10月4日，在圣方济各瞻礼日的时候，他被Berthier收纳成了新修士。这意味着在头三年，他只是学习一些初级的课程。而在1907年10月4日，他被委任了一个暂时的职位，确定了他的终身的职业。1912年的5月2日，似乎是很突然地被教廷委派，花了几个月从Grave出发到达了中国。
忽然离开Grave
Willems离开圣眷会的动机不是非常清楚。没有与上级或同事有矛盾，或是贫困的迹象。他已经习惯了在Grave的生活。虽然有的学生过早离开Grave，但这个举动对Willems来说还是不同寻常，因为他马上就该晋升圣职。这似乎只能用他的天生性格来解释，考虑到他以前也曾在很晚的时候做出要当神父的决定。J. Tremorin( 戴牧灵) 是和他一起到中国的传教士，1959年写道Piet很想做一个传教士，而这个想法在圣眷会是实现不了的。1911年Williems了解到在中国保定府的传教士副主教Joseph Fabruèges C.M. (1872-1929)升任主教。于是他也开始寻求机会。Willems经传教士M. Villette收养的Fabruèges推荐在巴黎见到了他，其后很快启程去了中国。这段叙述与Grave圣眷会最后的管理者M. Wevers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他回忆说在五十年代也有从各个教区选择助理主教的情形。
然而这种说法与罗马圣眷会在1959年发给Lucasson的说明不一致。那个说明里认为没有教区不会影响圣职的升迁，因为1911年以后圣眷会曾经让来自巴西亚马逊地区的Limburg P. Paulsen升为主教。
无论如何，Piet Willems在1912年经过巴黎的传教点的遣派来到中国。到中国以后没几个月，在保定府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主教座堂，由Fabruèges主持，正式授予神父职位。那是1912年的12月14日(墓碑上写的是12月8日)。从此Piet Willems成为了传教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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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Berthier神父1908年逝于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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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在Grave的教堂（左）
图11 圣眷会设在在Grave的教堂。最初是Grave的步兵营（北侧）。Berthier在1895年建立了新的传教点。图中是1955年左右的情况。在1953为Berthier修了一个墓，在Berthier的尸骨被移葬法国后，现在已经被拆除。“法国神父”在Grave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在那个位置上重新建造了图书馆和公寓。现在的教堂墓地在几百米外的maas河边一座高大建筑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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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教堂内的匾额
图12 图中是1995年在Grave教堂里的匾额。上面记录了Berthier神父在世界各地布道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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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Mgr. J. Fabrueges（富成功）
图13 图中是披挂整齐的主教J.Fabrueges(1872-1929)。他由法国派遣，他曾是1905-1910年保定府第一位副主教。Fabruèges是1923年北京教区的教区助理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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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13年的Piet Willems
图14. 这张照片应该是在1912年由Fabruèges拍摄的。当时Piet Willems在保定府刚刚荣升铎品。
3. 初到中国（1912-1924）
Piet Willems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废除帝制，宣布共和。外国势力从19世纪开始干预中国。中国不得不忍受权力斗争的极大困扰，战争和掠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贫困。Willems在华期间（1912年-1947年），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帝制刚推翻时选举出来的政府还是比较亲西方（也是亲基督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白人的批评日益增加。从Meyel来的传教士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下面是中国自1890年到1940年间，在中国这一地区政治体制变化的简介，随后讲述Piet Willems到中国后第一年的情况。
西方对中国的干涉
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1842年至1860年）迫使中国接受其特权。包括向各主要西方列强开放口岸、贸易优惠、宗教自由和接受传教。外国传教士从此在法律上不受侵犯。特别是法国，从1860年就充当传教士们的保护者，在他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调停。英国、法国、德国，随后是俄国和日本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只是因为列强之间的彼此竞争才没有让中国全部变为西方殖民地。不平等条约导致了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看来，西方是鸦片、枪支、圣经和传教士的同义词，而这些东西就是残忍和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帮凶。由于这些背景Willems神父陷入困境。他发现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基督教及其“追随者”持反对态度。由于传教士经常向政府和外国军队求援，使得中国人很难成为真正的传教对象。普通的中国人已经对他们抱有怀疑的态度。
义和团运动
1898年至1900年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还有一些其它的团体，包括传统的中国秘密团体认为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旱灾和水灾）是由“白鬼子”及带入的新技术，如电报和铁路的技术引发的，这些东西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开始了针对西方人的反叛，战场就在北京和保定之间。保守派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运动，指示地方官员帮助反叛分子。他们杀掉了很多传教士，其中也包括同一些荷兰人（其中最有名的是Nijmegen来的Ferdinand Hamer）。起义在1900年被镇压，其后，中国不得不再次与西方签署屈辱的和平协议（辛丑条约）并向西方国家做出赔偿。天主教团体获得了大笔资金。义和团的报复在中国华北地区最为强烈，那有很多欧洲传教士，包括遣使团。保定府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数名传教士被杀。义和团在保定有个很坚固的堡垒。这就是Willems来到中国的第一年要待的城市。虽然义和团运动结束了，紧张空气依然存在。大面积的饥荒带来不断的暴动。1905年，中国革命党成立了，领袖是孙逸仙。孙逸仙赞成西方思想，包括宗教。他本人在夏威夷的一家教会学校学习四年。孙受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的影响，号召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用共和、自由和民主取代绝对的独裁。西方的自由在他看来是结束腐败皇帝领导下的腐朽落后政府的办法。孙的思想只获得了海外少数知识分子的支持。
期待已久的革命终于在1911年10月9日到来，当时革命党人领袖在武昌的房子发生炸弹爆炸。一天以后，精心策划的革命令人惊讶的迅速蔓延，在几天之内覆盖整个长江地区并向北方蔓延。十个省和整个海军舰队选择了站在革命党人一边。1912年，Willems在抵达中国后，末代皇帝宣统被迫辞职，孙逸仙领导共和国宣告成立。
接之而来的是数十年的权力斗争。许诺的民主并没有实现，孙逸仙被迫逃亡日本。各路军阀在中国北方争夺权力。日本参与其中，西方列强坐视不管。国家陷入了军阀分治的状态，权力频繁易手。这是官方对教会态度主要因素，今天被保护，明天受迫害。Willems神父首当其冲。在1924年他写给Janssen家族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战争在变幻。我以前说过传教工作很困难，然而在过去的14天里，士兵们出发去捣毁异教徒的庙和偶像。不让和尚们进行服务，还禁止了许多迷信[…]。我希望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各路英雄之间的争执一直在持续。
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加强了。这反而加剧了政府的反共行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反抗“地主阶级”。
共产主义者强烈反对基督教。毛的设计了农村革命的策略，在偏远的地区建立毛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1931年部分‘苏区’在现在的江西省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最早的永久性基地。共产党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把中国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开始的几年，执政党和共产党维持了几年的合作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来来回回地争吵，指责对方打内战而不是真正抗日。1941年初，政府军甚至消灭了一支一直与之合作的4000人左右的共产党队伍。中国被日伪政府占据，一分为二。中国与英美共同战斗。
日本人投降后，受苏俄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增强了。
尽管美国试图从中调解，1946年夏天，国共关系紧张加剧导致了又一次国内战争。1948年末共产党在华中赢得了决定性的战争。1949年10月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Willems神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去世，把坟墓留在了中国的首都。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7）
传教士的第一年
Piet Willems在1912年春季也许是乘船来到中国。此次旅行的费用可能是由法国遣使会支付。Willems初到伊始，便经历了这个国家局势不稳的后果，他一句中文也不会说。这位Meyel人同中国逃兵一起从北京向他的第一个目的地保定府（位于北京南140公里处，现在叫做保定市）行进。在旅途中，中国士兵用刺刀顶住他的喉咙，Willems几乎认为这是他在世的最后几个小时。不过，那士兵似乎是在和这个Meyel人开玩笑，笑着把他释放了。他的第一个考验结束了。
在保定府他学习了几个月，并在1912年12月14日升为司铎。随后，他受委派随法国遣使会Tremorin（约1886 -1965）到保定府附近的田各庄传教。那里是法国遣使会仍在创建过程中的堂区。Willems第一年的任务是学习汉语。依Tremorin的说法，要不是在1913年的一次骑马事故，他还不算过得太坏。Willems是一个糟糕的骑手，而那马匹又是相当狂躁。结果可以预料：马踩到了土坑，就开始狂奔，Willems跌下马，摔到马肚子下面。他一只脚在马蹬里，被拖着乱撞。他受了些擦伤，肋骨也断了几根，头部也受了伤。当地的基督徒用担架把他抬回。那是他刚到中国的几个月后发生的事情。从此以后，他不再碰任何马匹。
Piet Willems在1913年8月被任命为遣使会神父，派往M. Delaigue所在堂区——高家庄，1914年1月1日又去了程六市村。这两个村子都在保定府代牧区。在程六市村他和当地教会团体一起工作，差不多有四年的光景。他努力稳定教徒人数，并极力发展新的教徒。这一段的历史也并不是特别清楚。根据Tremorin的回忆，Willems神父常常劝止中国人赌博。Tremorin谈到过一件涉及赌徒的事，一个教徒赌博，受到当地清朝官员的惩罚，要把他推进一个大坑里，赌徒想让神父保护他。神父知道他不该管这件事情，继续祷告。神父后来甚至也把他往坑里推，最后那个中国人自己爬出大坑，跑掉了。
Trêmonn把Willems描述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不讲排场，心怀诚意，对天主无限忠诚，热切地想把基督教传播给外邦人。
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样的描述更多地是反映了传统的对逝去同事敬意，而不是对一位Meyel人性格自然的评价。实际上，一个教士在外国的传教中感到了痛苦和对轻易让出神圣地位的不情愿。Willems就处于这种困境。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8）
图16. 本概述图上我们看到了Willems神父的教区。右上角就是北京西郊黑山扈，Willems去世并葬于此地。北京西南大约150公里，是保定府（今保定），Willems 担任副主教。南面是东闾，他的邻居朋友 Tremorin 在此传教。更南面有两个教区，其中Willems在中国的头几年在这个地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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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624270100rhzx.html
结合墓碑文字，并在google map上确认，地名参照如下 (Peking 不用说了）：
Hei Shan Hou — 黑山扈（北京）
Pao Ting Fau — 保定府（河北）
Tong Lu — 河北省清苑县东闾乡
Nan Song Tsouen — 河北省清苑县南宋村
Kao Kia Tchwang — 河北省蠡县高家庄
Tien Ko Tchoang — 河北省清苑县田各庄
Tchen Liou Che — 河北省博野县程六市
另：程六市不是城镇，其实是程六市村。
注意：同样是汉字“庄”，拉丁拼音的译法却不同，显示出当时地名翻译没有规范标准。
后面还提到了:
Yungpingfu — 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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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至南宋村
由于身体不好，不久Willems于1917年搬到了空气更好的山区。南宋村（靠近东闾，Tremorin从1916年在此传教）其实不是山村，而是距保定府大约40公里的小城镇。他是那个堂区的第二位传教士。他的堂区，包括一些小村庄，在1920年有两千名左右的基督徒。保定府人口大约两百一十万左右的人口，其中有76196位教徒，这意味着百分之三到四的人是基督徒。
这些人口中主要是挣扎在最低生存状态的小农。保定府周围基本没有什么工业，道路也是些土路。然而从保定府到北京有道路相连。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春天则经常有沙尘暴和洪水，最令人愉悦的是秋天。
神父继续以新的热情开展传教活动：布道、听取告解、看望病人及筹建学校。在堂区组织向新成员讲授教义。据Tremorin说，他一直为乞丐和穷人筹集钱、食物和衣服发愁。他在冬天的几个月，搞了一台光学图像设备，给中国教徒和异教徒讲授进化论。直到有一次，可能是因为设备过热，忽然爆炸。他往旁边跳开，而他的中国助手则伤到了头部，一个管子击中了他，留下很深的伤口，不得不去了好几次医院。Willems为这次事件照了好几张照片，寄回Meyel。他在传教时，非常厌恶异教徒的游戏和街头表演（Willems把它称为街头小丑）。令他沮丧的是中国基督徒却常去看表演，而且很是赞赏。
他在南宋村时身体还是非常脆弱。在写回到荷兰的信件里，常常为此而抱怨。Tremorin 有时候关心他，然而在这方面Willems似乎非常敏感。有好几个月他在流血，在Tremorin以为这个Meyel人最近受到殴打时，他甚至要离开他。然而在医院Willems告诉他只不过是犯了痔疮。他动了手术，却是一点也不高兴，因为他觉得疼得受不了。虽然后来痔疮又犯过，他再也不动手术了，他一生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到中国12年后，Willems决定回到Meyel。在1924年之后乘船长途跋涉回到了欧洲，最终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在Meyel会面。关于这次回家及其原因,没有资料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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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这是Willems神父在中国的早期照片之一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15年，那时他是程六市的神父，看上去年轻强壮，不像后来三十几岁的体弱。Willems神父与他的四个仆人，以及收养的三个孤儿在他住处的葡萄架下。孤儿们和他住在一起，神父打扮孤儿们。使孤儿受到宗教教育是一项在中国传教的重要任务，由圣婴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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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Willems神父与两位学生
神学院门口，Willems在两位学生之间。照片摄于大约1915年。Willems：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照片里的人物通常都穿中式服装。在城市不同，一般不穿长袍。有些人已经穿得很欧化了。农村比城市更原始一些。所以照片上鲜亮的服饰引人注目。他后来在南宋村看到的贫困和剥削，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相对平静，而且较为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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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程六市教堂内部，Willems在此当了五年的神父。他站在祭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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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法国遣使会成员Tremorin（戴牧灵）
图20. 图中穿着白色袍子和靴子的人物是法国遣使会成员J. Tremorin，他在Willems神父堂区的一个打谷场上，在那里谷物由碌碡脱粒。几个孩子正在旁观。这张照片的日期是1920年。
Tremorin虽年轻很多，但他比Willems更早到达中国。他1916年到南宋村附近的东闾乡。宗座代表Celso Costantin（刚恒毅）枢机1928要求Tremorin把东闾变为“华北的Lourdes（法国朝圣地）”。1900年，“白衣圣母”奇迹般地帮助基督徒抵抗了数量众多的义和团拳民。由于Tremorin和遣使会的努力，从1929年起，东闾成为了繁荣的朝圣地。其中很多是在 Breda 的Theo Erkelens(林客鸾)指引下，步行从保定府到达的朝圣者。Willems神父来的次数肯定会很多，他在写回Meyel的信中，并未提及这些事情。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1937年战争爆发，日本占领时期开始了。
Tremorin一直是一个Willems重视的人，1947年他被请来为Willems作临终的祈祷，说明了他对这个法国人高度地重视。1959年Tremorin寄给已故的Leo Lucassen一份关于Willems神父有趣的履历到Mey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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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学童
图中是willems神父和南宋村教会学校的学童在一起。学校有大约60名各年级学生。在堂区建设学校是传教的任务之一。除了南宋村，还有个600人的村子，在这个Meyel人的护佑下生活（他负责的基督徒大约有2000人左右）。Willems管理着几所学校，他定期去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传教和教育通常是一起进行，Willems在经济上是由保定府主教支持的。同时遥远的Meyel周边的“恩主”们也会支持。在南宋村通常在冬天有两到三位教师（60到70岁的老人），到了夏天则只有一位。夏天由于地里有农活，来的人会少很多。另据Willems说，中国孩子中善良的比调皮捣蛋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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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3 Willems神父在用马匹和自行车运货物
上面的照片摄于1920年，Willems神父骑在马上，这是很罕见的，因为1912年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很少再碰马和骡子。在他的堂区活动时，他宁愿骑自行车（见下面的照片，他和他的仆人在木板桥上过河）。通常教士们都是用马或骡子作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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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5 南宋村的市场
这两张照片是Willems神父1918年至1930年期间在南宋村时期的市场。图中能看到交易是怎样进行的。买卖过程中肮脏的鲜肉，让人食欲大减。通常鲜肉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个市场，直到整个猪被卖掉。第一张照片还显示了华北人口众多。市场非常拥挤，到处是人，坐着或在交易中。儿童的数量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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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Willems神父乘坐人力车
这张图里显示了Willems神父在乘坐人力车。模糊的背景是南宋村的教堂。Willems在中国通常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在这张照片的说明里，Willems把人力车称为他的“出租车”。他那一天跑了将近40公里。车子很舒服，可是南宋村及附近的道路坑坑洼洼，很容易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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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这张照片是遣使会神父Frans Geurts(武致中）蒙席，他是永平府的神父。Geurts 出生于荷兰Maashees ，1880到1882 与H. Poels一起在Rolduc 学习，后者成为采矿区司铎。Geurts 于1886年作为副执事到达中国。1887年晋升司铎，1900年在荷兰Hertogenbosch成为主教。他在中国传教53年，1940年逝于永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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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1920年Willems神父在保定府附近拍摄的大型中国传统出殡活动。他没有说明这位重要的死者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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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Willems 在1920年在保定府附近拍摄的这张照片中，中国农民正在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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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中国的出租马车
1920年，保定府一辆简朴的出租马车。这种轻马车是Willems和其他传教士经常使用的。通常是骡子拉车。穿黑色长衫蓄着胡子的人也许就是Willems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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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保定府
很遗憾Willems神父在这张照片背面只注明了年代：1920。我们看到了保定府典型的街景。房子上方的背景上可看到高大的圣伯多禄圣保禄主教座堂。另外照片右侧的电线杆显示现代技术的渗透。广场上到处是小商贩和农民。
4.重返 Meyel (1924-1925)
12年苦役般的生活以后，1924年Piet Willems返回他的家乡。像别的欧洲传教士一样，他也许是用了每10到15年一次假期的“权利”。这时候他已经47岁了。他的母亲已于1907年去世，父亲在1916年去世。他的妹妹An住在Donk，她和一位叫做Willems Verschueren的农夫结了婚，其他亲戚都在德国居住。回荷兰的行程没有什么信息，他应该是乘船返回的。在其后返回中国的旅程中，他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件。
穷人救星的温暖住所
Piet Willems回到Meyel的数月中，受到了Janssen Raemaekers 一家热情的欢迎和款待。他的妹妹在Donk没有工作，招待他实有困难。此外，在他回来之前，Verschaeren的农场刚刚失火烧毁。然而，Janssen一家住在Kalis大街的房子，是18世纪留下来的神父宅，宽敞而安静。虔诚的Bert Janssen和同样虔诚的妻子，Helen Raemaeers还有她第一次婚姻留下来的女儿Maria van Doran住在一起。那些日子他觉得很舒心，在以后很多年的信件和照片（这些资料是本书的基础）中他不时表现出感激之情。特别是他与17岁的Maria – 他称她为亲爱的外甥女 – 在1924年建立的关系一直以邮寄信件和照片的方式延续着。
Jessan一家对Piet Willems来说不仅仅是“恩主”，还有些家庭的意味。Hendrik van Doren 从1904年开始在Kerk大街经营新旧书籍和办公用品，1918年去世。他1904年和Helena Raemaekers结婚，1907年生下女儿Maria，他们一家1912年搬到Kalis大街。他是是织染布商Peter van Doren 和 Maria Gerits 所生之子，而Maria Gerits则是Piet Willems的姐姐，所以Hendrik van Doren和Piet Willems应该是姻亲。丈夫死后，1922年Helena和66岁脾气温和的鳏夫Lambertus Janssen结婚。他在Vlierden做过磨房主和磨房建造师，现在管理救济金，日子过得不错。Lambertus，Maria，Piet Willems传教士和Helena在1924年一起在老神父宅后院拍了照片。主要由于Maria的努力，神父宅最后成为了纪念馆。
Piet Willems 在“假期”到Donk和德国Grefrath、Bracht去探望亲戚。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布道，并为他的传教活动募集资金。他在Meyel，还有在在德国的亲戚家：Grefrath, Bracht 和 Amern都作了这些事。在 Meyel他还与很多神职人员接触，和很多其他人交流（这些人都可能成为‘恩主’）。他在假期似乎还与政府机构进行了接触，荷兰Boerenleenbank银行从1926年开始从每年的收益里拨给他一部分年金。最终他还去了Helden 和 Roggel 探亲，并在Steyl拜访了同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SVD)修会的神父们。
一名在外国传教的神父，他看上去虚弱的身体和在中国蓄的长胡须，在Meyel无疑是不同寻常。他周游世界，他所讲的事件和国家对于大多数Meyel人来说，只能在报纸上或学校里才能读到。Piet Willems告诉他们中国人和其他外国异教徒的举止，传教士们经历的抢劫和屠杀。在Meyel他简直就是英雄。竟有人为了天主和真理，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他只是个农民的儿子。
Piet Willems在Meyel建立的“恩主”网络，在他回到中国后还起着很大的作用，经常他在邮件中也向他们表示谢意。属于这个网络的有Brummans、Sanders、Gooden、Gielen、Jaspers、Derckx 和Verkooyen等家庭。他们基本是当地的富足的、受过教育并与Meyel教区的生活和工作有紧密地联系。
回中国之路
在Meyel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和元旦以后，Janssen一家为Piet Willems 1925年1月25日开始的返回中国的漫长旅行送行。他从此再也没有返回Meyel。在去出发港口热那亚（意大利）的路上，他乘火车到巴黎访问了遣使会的总部。1912年他在中国被接纳为传教士，而与总部却很少联系。在法国边界上，他与海关官员闹了一点麻烦。对方想向他带的400克烟草征收关税。几番争论后，Willems没有受到惩罚，这次他可能受益于在中国的类似经历。
Piet Willems在巴黎Sevres街的教堂见到了一些在中国传教的神父们，他遇见了一位来自Limburg的遣使会成员。在教堂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包括洪水袭击他的教堂的情况。他还去参观了遣使会创始人Vincent Paolo的遗体。他将盖章的明信片和奖牌邮寄给“亲爱的外甥女”（Mary Doran，她喜欢收藏）。他应该是当天离开巴黎，坐夜车去往罗马。因为在34小时之后，他于1925年1月28日到达那里。
Piet Willems在罗马待了六天。他去罗马是因为庆祝圣年。在罗马不仅有大型的艺术展览，还有来自传教对象国家的很多东西。无疑中国也有很多的可看的东西。Piet Willems对这些心驰神往。在罗马他和教宗简单交流了几句话，他还去看了地宫和圣伯多禄墓地。他参观几处宗教遗迹，登上了圣伯多禄大教堂高高的圆顶。最后，他为自己的传教工作买了500个纪念牌，100个念珠。他还为在南宋村的教堂买了一座圣体匣和一个圣爵杯。这类的圣物在在罗马都不是很贵。当然他也给Maria Doren 寄去了邮票和明信片。
短暂而愉快的罗马停留之后，他乘火车去往热那亚港口。去往中国的船已经等在那里。那实际上不是客轮，而是大型商船（460英尺长，60英尺宽），有少量的客舱供给随船的客人。这种船比客轮行驶得慢些，但我们随后即可看到，它有很大的好处。Piet Willems在热那亚收到Jassen家里来的信，告诉他Meyel的最新情况。很快在1925年2月4日到写道，他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一直记在心里。在热那亚，他看了欧洲最后一眼。
2月5日晚上7点，轮船起锚开航。在意大利版图的靴底，轮船开始向东行驶。到1925年2月10日，轮船已经把这Meyel人带到了埃及的赛德港苏伊士运河的入口。船进入苏伊士运河时等了一个晚上。
除了船员以外，Willems神父的同行旅客只有三人：三位分别来自瑞士、英国和西班牙的修女。其中两位修女像他一样，法语说得很好。整个旅途中她们事无巨细地帮助他。她们帮他缝补破袜子，还当他的助理，每天早上7点钟在轮船的餐厅帮他做弥撒。做弥撒的时候他们请了一位水手帮忙，保证弥撒不被打断。这个水手是一位新教基督徒，但这显然没有成为障碍。
船上的日子过得飞快，Willems说。早祷之后是咖啡和饼干。丰盛的早餐八点半开始。Willems以前没有习惯早餐吃很多的香肠、牛肉、火腿、黄油、奶酪和面包。中餐和晚餐也是三道菜，五种搭配，有肉、汤、水果和果酱。Willems神父欣然享受，他比在中国和Meyel吃得都多，明显地，海上空气对他的身体大有益处。他在自己的客舱里放了些白兰地和好雪茄。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有钱人。船长不来找他喝酒抽烟的时候，他就可以睡觉、学习或写信。在这里看不到一般客轮上的忙碌和亢奋，他非常喜欢船上的短暂生活：“我们在桌边舒适地闲坐，常常个把小时才离开。船长和两位高级船员和我们一起用晚餐，气氛非常友好。”
赛德港的下一站是锡兰的科伦波，所以在亚丁就没有停留。科伦波之后就到了新加坡和马尼拉，然后就向北京进发。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了。对他来说，这将比先前的十二年要沉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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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返回中国之略图
1925年1月25日离开Meyel;
1925年1月27日驻巴黎遣使会；
1925年1月28日至2月5日驻罗马（原文如此）；
1925年2月5日离开热那亚；
1925年2月10日在塞德港进入苏伊士运河；
1925年3月1日在锡兰科伦波停留；
1925年3月8日左右在新加坡停留；
1925年3月14日左右在菲律宾马尼拉停留
1925年3月22日抵达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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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Willems神父和Janssen 一家
图33. 1924年到1925年在Meyel的假期，Willems在Kalis大街温暖的住所里和Janssen一家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这张照片可看到这一点，这一家三口从1920到1930年与Willems保持了亲切的关系。坐在最左边，手中夹着雪茄的是Lamhertus (Bert) Janssen，他身边是17岁的继女Maria van Doran，最右边是Maria的母亲，Janssen现在的妻子，Helena Raemakers曾经嫁给Hendrik van Doren，Maria是她和他生的女儿。一家三口的背后是我们的英雄，把手放在女儿的肩膀上。传教士与Maria Doran的通信，大部分是在他回中国之后。他还帮助她收集明信片和邮票。
他们的身后是1752年老教区的房子，早先由Van Doren Raemakers夫妇居住，后来Janssen和Raemakers夫妻住在此处。这处产业现在依旧还在Kalis大街之上。这张照片大致摄于1925年1月，Willems将要回中国之际。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16）
图34 两位中国主教访问Panninigen
在这张图中我们看到两位在中国祝圣的主教。胡（Hou，胡若山?）主教和孙（Suen，孙德桢?)主教在1926年12月31日到Panninigen遣使会教堂作了暂短的访问。后排中间留有小胡子的是Joosten博士，来自Meyel。左前方的是教堂管理员，Willem Berv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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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年轻朋友的聚会
Meyel的年轻朋友们。中间的是Maria Doran。照片日期是1922年。后面摆姿势的有Jan Gooden和Gerard Gooden，还有Andrè Gielen。Maria右面是Truus和Anna Derckx。中间下面是Gerda Gielen。
5．再回中国 (1925-1930)
本章讲述Willems神父1925年回到南宋村到他1930年离任期间的情形。在Meyel的假期非常之好。他被热心的Janssen收留，还有他的妻子和继女。朋友和村民们被他在陌生和遥远的中国的故事打动。1925年以后他持续向欧洲写了很多信件，寄去了照片。他谈论在中国的政治情形，他传教士使命的起伏。很快清楚的事情是，中国亲西方的日子过去了。信件和照片上的评述说明了这个Meyel人与中国信徒之间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分歧是多么巨大，这种差距毫无疑问增加了他的思乡之情。他谈到这些还是很坦率的。他不理解中国人，似乎他从来没有与中国人单独谈过话。这一时期天主教重建相关的一百多张照片和若干长信寄到了在Meyel的亲人手中。
教民的热烈欢迎
乘船六个星期，Willems神父1925年3月24日抵达保定府。在那里他首先拜访了教区神父Fabruèges，熟悉情况并接受进一步的任务。四个信教的村庄已经准备欢迎他的到来。欢迎仪式先是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教民们实行跪拜礼。几个村民租了一辆车，把Willems的重行李拉到他的堂区。神父几乎从Meyel把什么都带来了：香肠、衣物、照片以及传教用的物品。
第二天，Willems神父骑上自行车（这也是Meyel教区社团送他的礼物）到了他的暂住地。他还不能继续前行，因为他的房间还要彻底清理，以便入住。其后，在1925年3月26日，一位当地信徒的带他乘坐马车，前后各五名骑手伴他出发了。南宋村距离保定府约40公里，据他的暂住地也有8公里左右。离他的堂区还有几公里，教民们就开始用旗帜和乐队欢迎他。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出来迎接。他到达的时候鞭炮齐鸣，人山人海。每个人似乎都想到现场欢迎，无论是信徒还是不信教的人们。最终到达了教堂，这个地方对这么多人来说似乎是太小了。Willems写道：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归来是很高兴的。这几个月他们都在期待着我，这真是忙碌的一天。在教堂发表了表示感谢和满意之情的讲话后，开始拜访了镇长，堂区委员和村长。还有其他该访问的人。下午我堂区其他村庄的人们也来了。3人或6人或9人一组，每人鞠三个躬。我回中国后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多人。
热潮过去以后，Piet Willems感到很高兴。随后的几天，在忠诚仆人的帮助下，开箱整理行李。仆人把从Meyel带来的自行车收拾得非常好。神父带来了装点教堂的所有东西：Meyel的圣心像、Steyl带来的画像，辅祭的白麻布圣衣和长袍是从Meyel带来的，法衣和祭铃是从德国与荷兰边境的Roggel带来的。这些东西本是教堂传教相关的，但人们，特别是堂区的妇女们对这些从遥远而奇异的欧洲带来的玩意儿充满兴趣。辅祭们对新的装备非常自豪。神父在到达中国几天以后说，累，但是很高兴。
为了他的安全返回，神父作了一次布道演讲，然后就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威廉神父-一个荷兰梅耶人在中国 <wbr>(续17）
图37 穿着中国服装的肖像
图37 这张穿着中国服装的正式肖像是Piet Willems本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可能是保定府的摄影师所拍摄。后面的建筑应是城里主教的住处。照片拍摄时间大致在1925年。
Willems站在中国茂盛和美丽的热带植物组成的装饰背景前。他穿着典型的到中国的传教士服饰，留着长胡子。这是他拍摄的至少二十张照片之一。某种虚荣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该画像被寄给他在Meyel的家人。
Willems神父的处境
一个月以后，Willems神父写了一封长信到Meyel。在信里他坦率地写了他的思乡之情。每天他都会数次想到在Peel村的朋友们。在信中他假想Meyel朋友们对他进行了访问。想象中，Janssen夫妇、Maria Doren和他自己，四人坐在他的桌边，谈论日常的生活。Willems用坦率直接的方式，向他们讲述回到中国后的情况：圣心像已经放置于教堂的主祭坛上合适位置，人人都很喜欢它。祭坛的装饰和跪垫来自Roggel，祭坛的边饰和壁炉架来自Tegelen，来自德国给祭童的祭衣已经很好地用起来了。每件东西都得到赞美。祭童高兴异常。Willems写道，没有其他传教士得到这么多的尊敬。主一定会回报所有的Limburg人！
Willems 也写到了当地教友们在他回来之前帮他做的清洁整理工作。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床上的垫子和枕头里填的是旧麦草。有好几天他头疼，还咳嗽，直到他意识到是什么问题。仆人把麦草换掉，发烧和头疼就消失了。
仆人将房子用肥皂和苏打水彻底刷洗过一遍，把多年未洗的窗帘换成新的。中国的工匠用从Meyel带来的黄金色的画框挂了起来，墙纸也重新贴过。墙上的照片包括一张他自己的肖像，周围是家庭成员的照片。最后，门框和和家具被重新漆过。Willems现在拥有了美丽的房间，比他离开去Meyel的时候好了很多。几天后教会委员和传教士同事探望他的时候，Willems为漂亮的房间感到非常自豪。教会委员和他开玩笑说Meyel的日子把他惯坏了：你再到中国人的房间看见虱子和跳蚤蹦出来怎么办呀？Willems神父希望仆人坚持新的卫生习惯，可是这很值得怀疑！
然后他开始想象和他在Meyel的亲人一起经营菜园。葡萄藤已经长出叶子，而青菜长得很不好，土豆和豌豆开始生长。从4月15日开始，他天天吃芦笋，或从Meyel带来的酸芹。春天像往常一样很干燥。
不安和忧虑的生活已经开始。他回到中国后已经有11个天主教徒成了布尔什维克士兵(共产党)，离开了他的堂区。他很担心还有人学他们的样子。甚至一位教会委员变成了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的一个传教点，1924年后有15个家庭恢复成了异教徒。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发生。Willems的长信结尾提到了他的堂区发生的宗教事件。1925年4月下旬两位主教访问了他。一位是中国主教，另一位是宗座代表，天主教在华权力最高代表。Willems还参加了保定代牧区新主教，遣使会满德贻（Paul Montaigne）主教的庆典活动。上百人出席了宴会，包括六位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Costantini）、武致中（Frans Geurts）蒙席和文致和（Schraven）蒙席，后者出生于荷兰Lottum。
信的最后，他想请Janssen回信描述Meyel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感兴趣。
当他写好信，签了名，刚好从Meyel工厂寄来的黄油到了。高兴的神父说，真想再多尝一点。
后续信件
1925年6月1日，Willems神父再次给Janssen一家写了一封长信。这时候他已经接到他们的来信。那信按照他的要求，把Meyel的情形事无巨细地告诉他。这下Meyel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结婚的、生病的、去世的还有教堂的消息等。他在Donk时写给在德国Roggle姐姐的信件也有了回音。收到这么多信，他高兴极了：要是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收到信件总是让人欣喜若狂。
这一段时间，他的传教士同事也经常到访，他们来享受他从Meyel带回来的丰富吃食，比如黄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现在也减轻了，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击退。可还是有位传教士被绑架。Willems神父深刻理解问题的根源在于广大民众处于贫穷境地。他希望能获得丰收，饥荒总是一个潜伏的危机。蜂拥而至的乞丐也经常来敲他的门。信中他写了一件事情，一位妇人一直趴在他的前门，因为她觉得要到的钱太少。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小时，还不让马匹出发。Willems让他的仆人给那女人照相，这女人开始破口大骂，不再缠着他们了。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摄影是一种巫术。
在返回之后的前几个月，他一直在修建教堂和学校。在五旬节那天，他接受了340（！）例告解，当天晚上又有其他人需要服务，接下来在五旬节周日他不得不错过两起布道。总而言之，这个节日非常忙。从Meyel带来的酸芹开始生长。Willems以传统方式结束了这封信：他为所有“恩主”祈祷，祝他们长久安好。
从Meyel来的“花边新闻”
1925年8月8日，他又向Meyel寄了一封信。洪水让邮路中断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设法委托别人送回荷兰两批照片。Willems写道他知道Maria Doran 被挑选在庆祝圣母升天节时抬圣像游行，他也听说他们骑自行车去了Aarle-Rixtel。1925年6月11日他还收到了Th. Hebben神父（Willems以前老师的儿子）的死讯。他喜欢从荷兰来的“花边新闻”。他还在中国收集花草的种子，寄回荷兰。这事儿他以前答应过Maira Doran和他的父母。他的仆人做这件事情，但好的种子很难找到。此外他还写到：曾经由于洪水，他的堂区内淹水五天。四十公里宽的土地都在水下。南宋村幸免于难，虽然教堂和他住的房子经常漏水。
Willems在他的村子里可以读到荷兰的报纸。报纸上写了中国的混乱情况，那可真不是夸张。中国民众反欧洲情绪高涨，多次出现针对西方人的骚乱。神父说，他们显然忘记了欧洲人做的许多好事。尽管布尔什维克造成的骚乱迅速蔓延，但对传教士来说并不危险。至少，对那些温顺的、能承受侮辱和嘲笑的人来说。他们被骂作猪、狗、魔鬼和匪徒。即便是教徒也免不了这样做。Willems说，在大街上这样做的人，未必一定仇恨欧洲人。传教士的前途很黯淡。Willems神父接受命运安排。天主的眼睛看着呢，他和我们一起受难。为此我们真诚祷告，耐心忍受。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酷刑和死亡的威胁。Willems神父接受这样的挑战并没什么问题，他在当地的传教生活充满艰辛。天主让我赴死，我将毫不犹豫。我们说我们在受苦，我们是为了天主受苦，如果要去赴死，我们也是是为了上帝。如果这种想法在头脑中扎根，我们就会感到平静和幸福。
同时期寄往Meyel的照片上的评论写到学生们鼓动针对欧洲人的罢工，他们开始大喊大叫。盗窃现象也加剧了，大田里的庄稼也不能幸免于难。用他的话说，这种现象在以前的中国也出现过。据他所说，信徒们也不比其他人好多少。他的解释是大众中普遍的贫困造成了这个结果。他一如既往在信结束时说，他为Meyel的亲友们和“恩主”们祈祷，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堂的。他祝愿他们的生活之地幸福平静，因为他早晚还想回去。
带着花种的信件
还不到三个月，一封新的信寄往Meyel，这一次信里面夹带着许诺过的花种。这些种子是分给Maria和Roggel的Dina，她对中国丰富的花草同样很感兴趣。中国的情形更加糟糕了。内战再次爆发，反西方情绪持续增长。据Willems说，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入，中国，尤其是南方变得非常残酷。这一观察无疑受到一种对中国人不恭的观点所左右：中国人不乏对暴力的偏好。他们常以残酷和不人道的感觉行事。甚至有传道士在祈祷过程中被袭击和严重殴打的事情发生。很多学校、教堂和传道点被匪徒占领，有的甚至变成了偶像崇拜者的寺庙，愤怒的Willems说道。在他自己的地区，情况尚不是那么糟，但是如他所料，很快情况就恶化了。Willems说在中国的东北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正在酝酿一个重大的起义。
然后他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位年轻中国女人违背父母意愿受洗后，将常被殴打和虐待。但是他的母亲忽然被圣母玛丽亚感召，一下就改变了。她想要成为天主教徒。她烧掉了原来的偶像，开始传播基督教义。年轻女人的父亲也接受了洗礼，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周围皆是异教徒，常常嘲笑他们的信仰。在这样一个异教国家，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不容易的。Willems估计很多教徒不会对这种处境进行抗争，很少再会有新教徒加入，但是，这一家对这个Meyel人来说，是个例外。
他村庄里的学校，情况也很不妙。六十几个学生，只有十一个来上学。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他说服人们入教的努力，只有一例成功。总而言之传教工作面临惨淡前景。
除了这点以外，Willems个人生活并不十分糟糕。他在信中强调这一点，Meyel的黄油依旧美味可口，他还保存了很多葡萄酒。人们抛弃他，但是天主不会。他对天主的忠诚将永远保持。
1925年以后，他和Meyel的通信减少了，这也许是中国的混乱情况造成的，也可能是Meyel家乡与保定府之间精神上的距离逐渐拉大造成的。只是在1927年1月28日，Piet Willems 往Meyel 发了封长信，作为对Janssen一家早些时候信件的回音。他感谢Maria、Anne、Dora和Nelly，还有孩子们挨家挨户募捐，支持他的传教工作。
然后他回答了对方一系列关于他堂区日常生活的问题。在中国，挤山羊奶的活是男人干的。天气还是十分干燥，但他自己也习惯了。他的老厨师跑掉了，新厨师干了两个月，也要撂挑子不干了。这在中国是正常的。用一个词骂你，你就百口莫辩：为欧洲人工作的中国人，很快就被人称为汉奸。就是在小地方，情形也很令人不堪。中国人并不是对这些人使用暴力，但是他们能想尽办法，让一个人的生活非常麻烦。
同时基督徒的数量也在减少。那段时间只有四个孩子准备受洗。基督徒们也变得冷漠。即使是好的基督徒，我用了三年的学校校长，也变得形同路人。
每两个月Willems就会到外村去走访教徒。其中的一个小村子，上年有400名的教徒，本年度剩下了300人。在这300人中，虔诚的教徒只有30-40人。没人在一年中，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周日的弥撒。另外一个村庄55个教徒中，仅有两人做过告解。Willems说，在他自己的村里情况好得多，但是信仰还是在减弱。他也强调，堂区中还是有很好的人。
Willems神父在信中继续讲述日常的琐事。在砌墙过程中出了一个和自行车相关的事故，没有人死亡，但他为医院中的伤员提供了治疗费用。在十二月份，土匪和纵火困扰着该地区。主教城市保定府受到败军的骚扰，房子、财物和食物不得不被放弃。华中和西部地区情况更糟。随着战争的肆虐，城市被掠夺，房屋被烧毁。Willems说从报上读到由于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所以人不能吃得像传教士那么胖！在几个富庶的教区传教士受到殴打和杀害。对西方和基督教的仇恨是巨大的。在中国北方的情况好一些，政府不是那么野蛮，但这种情况也逐渐出现。仇恨确实很大。红军在扩大根据地，这种情况对基督教的威胁很大。神父并不怕死，因为夏天就要来了。在此时去世会令人羡慕，在天堂人们的信心更足，生活更好。
中国持续的内战
从他传教的暂住地南宋村发给Janssen一家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27年11月4日。这封信邮寄过程显然受到了战争的影响。Willems神父感谢Meyel的施主们，因为他们送来了一位去世的老人，前镇长L Heij的旧衣服。我坐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东西竟然就送到了。他特别给Heij的遗孀发去了感谢信。
战争依旧在中国肆虐。保定有两个堂区全部或部分被抢劫。一位法国教士文致和蒙席被绑架，但不久又释放了。上一个月，本地区被杀害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自己的村庄，南宋村目前为止逃过劫难。一伙匪徒穿过街道，Willems给了他们60美元，保护教堂不被掠夺。有一次匪帮的头领用枪指着他和他周围的人，Willems试图用和蔼的态度和他交涉，他往他的手里塞了一些钱。他并不收钱，交谈了一阵以后，他们没有损坏一点东西就离开了。很幸运，我感觉你们在Meyel的施主们为我们的祈祷起了效果。
可怜的人民，可怜的国家，Willems说。他对天主的信仰依旧坚定，但是眼看着随着乱局的继续，将会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徒。他从1925年回到中国以后，骚乱一直在继续。但是他村子里的居民对他还是很友好。显然Janssen曾想让他回到Meyel，因此他在信中写道为了天主，他必须留下。当中国人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会马上离开。他觉得战争的痛苦一定会带来回报。
Willems信中也提到他将与传教士同事的会面，他带来了Meyel的Donk的消息。这人可能是来自Breda的Theo Erkelens。他刚回到了中国，但对他在Peel村暂短停留写了些赞美的话。并且不久就会看他，带来他出生地的各种消息。
离开南宋村
1929年12月，中国神职人员代牧保定教区，这是梵蒂冈推行新政的结果。1919年和1926年分别发布了教皇通谕“夫至大”和“教会事务”，明确中国教会应该是中国人的教会。1926年10月28日，教皇在罗马圣彼得教堂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就是这种新政的体现。在保定教区，当时本籍神职从数量上已经多于欧洲同事。
Willems作为堂区神父，这时已经显得多余，甚至是没有必要了。他的地位很尴尬，因为他不是修会（如遣使会等）神父。他在人们中间变成了陌生人。加入法国遣使会的申请被拒绝，让他更加难受。正式的理由是他的岁数太大了，可连我们以前提过的遣使会员Tremorin都认为，这个理由很牵强。
由于Willems神父就出卖一些堂区的土地，扩大教堂，增建教室一事与当地堂区居民发生了争执，1929年的时候，在南宋村继续待下去已经不可能了。反西方的情绪的增长，使他的传教工作困难重重。早在1926年，Willems就曾叹着气说，在中国传教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1930年初，Willems神父收到一封来自遣使会的弗莱蒙人满德贻蒙席的来信。他1929年以前任保定府代牧区宗座代牧，1930年任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满主教问他是否愿意到北京西郊黑山扈的圣母兄弟会当一名神父，那里有学校和修院。Piet Willems 同意了，他也没别的办法。他可能在这时想过回到他心爱的Meyel，但他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国。Willems神父1930年1月18日搬到了黑山扈，成为堂区神父。南宋村的位置由一名中国人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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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Willems神父写给在Meyel的Janssen一家的信件，日期是19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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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Willems神父1925年初到达保定府的照片。照片是主教亲自拍摄的。左边是他的仆人，在他回欧洲之前就是这个仆人伺候他。背景建筑物可能是主教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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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40. 房间里一系列肖像
图39-40 这是Willems神父1925年夏天寄给Janssen一家和maria van Dorren的照片。那时候他刚完成了从荷兰返回中国的漫长旅行。6张照片挂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的主墙上。照片悬挂风格和他在Meyel类似，说明他一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他的信件里说同他一样，其他传教士也把很多照片挂在墙上作为与家庭的纽带。中间悬挂的是他自己在40岁左右的肖像。左右两面挂的是他与姐姐Mary Verschaeren一家（在Donk）和Han Feijen一家（在德国Grefrath）的合影，后者当时已是寡妇。右下角是姐姐Verschaeren在Donk的新农场。下面中间的照片是他心爱的侄女，Mary van Doren（见单独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传教士的要求下，寄到中国的。在这张照片的说明中，Willems写道：看看吧，这就是家庭的意义。我相信在外之人比在家的人更多地想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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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这张1925年的照片显示了Willems神父如何布置他的客厅。房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传教士所居住。右上方是自己和家人在Meijel的肖像。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持中国烟袋，似乎观察Meyel的图片。他的身后是一些整理得很好的书橱，其上是知名圣经场景画作。在写给Janssen一家的信中行中他说：这下你们可以看到可怜的传教士，坐在新装修的房间里，抽着烟袋浏览荷兰和当地的报纸，了解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给你们写信，或者阅读你们的来信。这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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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二十年代Willems神父的仆人。他的姓名不为人知，神父总会提到“我的仆人”。神父对他的评价很好：他忠实、温顺、乐于助人。他头上的伤疤不是由于暴力造成的，而是由于一台1925年Willems带到中国的新幻灯机发生了意外而留下的。Willems 想利用新的幻灯机帮助他传播教义。表演在冬天进行，来看的人很多。这台机器是他从在Panningen遣使会借来的。也许由于过热，设备忽然爆炸，碎片击中了仆人的脸。击中的位置还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不得不在保定府的医院治疗护理。神父支付了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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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Willems神父和老年中国夫妇
这张有点模糊，曝光过度的照片展示了Willems及一对老年夫妇。照片的日期是1925年9月左右。部分由于照片的注释，它成为Willems寄回Meyel最凄美的照片之一。
苍老消瘦的男人和那女人是Willems以前厨师的双亲。厨师现在需要照顾这两位老人。神父对这两人的评价很高：他们已经入教20多年，是堂区里最好的中国人。Willems说，这两人早先热心崇拜偶像，后来在他们身体不适的时候，就想见Willems。他们很耐心。Willems的写道：这家伙常常在夏天高兴地让我到他的破旧房子看他。他是个伟大的基督徒，他全部财富都在这张照片里，但他从不抱怨。当然他喜欢的东西也会要…。所以你看，传教士世界各地都有，但对解决贫困却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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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为老人终傅
大约1925年，Willems神父作为传教士参加了“全面行动”。这又是一张不太清楚，但很有趣的照片。Willems坐在右面，忙着告解和临终仪式。他让摄影师对他拍摄。我们还看到蜡烛和十字架。中间是一位85岁的中国老人，周围是他的孩子们。老人即将死去，基本不能办告解。Willems也不特别喜欢他：老人从不去教堂，复活节也不去。按照中国的习惯，大门门板当作了他的灵床。Willems的原话：异教徒认为在大门口若要有人要去世，要是不用镜子避邪，就真会生病。人也不能死在床上。这老人在几分钟后死在传教士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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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转变的家庭
Willem在几封信里都提到了这个家庭，特别是那位中国妇女，她被魔鬼附体。Willems用天主教的仪式和法术给他们驱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受洗。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26年，Willems轻松地和一个中国家庭坐在一起，这个家庭刚从魔鬼手中解放。他们坐在土房门前的长凳上。魔鬼原来附于女人（狂热的偶像崇拜者）和她儿子身上，他们经常突然抽搐，然后用愤怒的声音大声喊叫。每个人，包括女人自己都认为是魔鬼附体。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在Willems为她做了洗礼后，她立刻痊愈了（注意她佩戴的十字架）。然后，给她有类似情况的儿子洗礼，也马上好了。但是她女儿还没有受洗，于是魔鬼会在夜里来“窥视”他们的房子。在对房子施咒以后，魔鬼就不再来了。神父认为他们会暂时成为很好的基督徒。Willems对于他的传教工作是很实际的。他很明白天主教仅仅是个外壳，中国人还是要保持许多被传教士认为是异教的或偶像崇拜的传统的信仰和习惯。从17和18世纪就开始的‘礼仪之争’，一直是个在中国传教敏感的问题。祖先崇拜和巫术怎样和天主教调和？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发布了更慷慨的政策。很多中国人离开天主教和他们加入天主教的速度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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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婚礼中，新娘正被抬着走过村庄。她坐在一种图中所示的轿子里。人们都可以通过小窗窥视她。
图47-50 在这些图中我们看到南宋村的传统葬礼，Willems从1919年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930年。这是堂区学校教师母亲的葬礼。死者在灵柩中（上有十字架），可在图中看到。出殡的队伍在村子里游行。依Willems看来，活动组织得非常糟糕，他感到很生气。人们往一起扎堆，有的人在祈祷，有的人在哭泣，还有人在抽烟。更糟糕的事情是，只有很少基督教徒参加葬礼。
1925年，Willems参加了在中国的第三个葬礼。在神父的眼中，中国人对死者并不太尊重，然而对于出殡仪式，他们却肯花大量金钱（衣服、食物、酒、音乐）。有些东西当场摆地摊出售。特别是有钱人喜欢摆谱。每一个葬礼会请Willems，给他5-10美元。神父说：这些钱都浪费了，因为他的出席仅仅是为了让人观瞻。至于会遭受煎熬的灵魂，没有人在意。父母，或无论什么人在炼狱里受苦，就是很好的基督徒也不关心。偶像崇拜者的法师在这个国家里要成功得多，他们和乐师一起会拿到10、20甚至30美元。我们若是有音乐，也许会好得多。中国葬礼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基督徒去世也是这样嘈杂和令人心烦。
在另一张更清楚的图里，可以看到灵柩，这灵柩需要很多人抬，顶上有十字架。背景是南宋村的教堂，旁边穿白色长袍的是Willems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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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中国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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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中国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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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中国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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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上一张照片背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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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鸦片烟鬼
图51 这是我的一位老基督徒，是个鸦片烟鬼。他浑身是疥疮，就像每个贫穷且懒惰的人一样。他白天黑夜胡乱睡在大街上。一个月前跑来向我要救济。他让我给他拍照，并要了一毛钱。上周人们发现他死了。和他一样的人还不思悔改。很遗憾照片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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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三位老年妇女
图52 这是真正的古董，据Willems说，通常她们非常虔诚。神父判断三位妇女在70-80岁。三人都穿着中式的服装，典型的中国尖鞋。中间高大的妇女手捧圣经，表示她的忠诚。Willems说，左边的妇女一年以来一直受到魔鬼的困扰。魔鬼几乎每天晚上化成毒蛇来骚扰。妇女们有时非常虔诚，每天都会来教堂呆数小时。有时她们又都会没有时间，在家里供奉偶像。Willems神父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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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Willems 和祭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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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Willems 在上一张与祭童一起的照片背后的文字
图53-54. 这是Willems寄回Meyel最动人的照片。照片摄于1925年初，他刚从欧洲返回中国以后的几个月内。Willems严肃自豪地站在南宋村的教堂内。在他两侧站着八位穿着崭新服装的祭童。这些祭袍是他从德国和Meyel带回来的。祭坛前方四位祭童穿的是中国传统夏季服装，后面四位穿的黑色外套是他从Meyel带来的。圣体匣是从罗马置办的。在Meyel的祭童也许会嫉妒了：我要穿上这些一定也很漂亮的。你一定要看看这张照片。得意的神父说道。在圣体匣上访还有一个从Meyel带来的装饰：圣心像。而壁炉架则是他从荷兰Telegen 带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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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Willems神父的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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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Willems神父的菜园和院墙
图55-56 Willems神父在他的堂区南宋村的菜园。他自己对种菜兴趣很大。从Meyel带到中国的菜蔬显然对保障他的“家庭”（他自己、仆人、厨子和经常来访的客人）有充足和新鲜的供应，大有好处。这也能带来些收入（尤其是葡萄）。在照片中他拿着烟袋，戴上帽子。他对在Meyel的Janssen自豪地列出来他园子种植的蔬菜：豆角、豌豆、胡萝卜、生菜、土豆花卉等，几乎所有在Meyel所有的菜蔬。1925年他在中国种植了酸芹，开始种不好，后来很成功。Willems还有个很大的葡萄园（图片右侧）和一些果树。自酿自售的葡萄酒给他带来很大的收益。由他的厨子进行菜园日常管理，它可以直接从园子里摘菜，用来做饭。两张照片角度相同，为了安全，在1928年他修建了院墙（见图56）。后面是他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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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和Breda的同事 Erkelens(林客鸾) 在一起
图57. 在南宋村传教的日子里Willlems神父会不时接待从荷兰到保定府周边的遣使会传教士。他有时候也会去拜访他们。这张照片中，Willems拿着烟袋，微笑地坐在他旁边的是Breda来的Theo Erkelens（林客鸾），他到Willems处度假。Erkelens (1887-1959)于1906年在Panningen加入遣使会，1913年晋铎。自从1910年开始就在保定教区工作。1925年到1943年是保定教区小研修会教授和教区神父。据Willems说，Erkelens正要回荷兰，而且在假期他会到Meyel去探望Willems的家人。
体弱的Willems与健壮的Erkelens形成了对比。Willems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觉得Erkelens会因为他消瘦而无神的脸庞嘲笑他。其他的孩子们是Erkelens在保定府的学生，就像一大家子似的，和他们的老师一起放假。两个大些的孩子马上要到北京、上海的大研修员学习，然后成为遣使会成员。其中一人是南宋村农民的儿子。年轻的两个孩子还要在保定府学习几年。整个的学习时间（小研修院和大研修院）共要15年。在晚一些的的照片里，Willems提到了一场灾难，差一点要了他朋友的命。回荷兰的船，刚离开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中，12人死亡，烧毁了很多东西，但Erkelens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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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保定府小研修院。遣使会士，Willems的好朋友，来自Breda的Theo Erkelens在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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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这张图是保定府小研修院的教师们。右下角是A. Heij(柏永青)神父，他旁边应该是Theo Erkelens。虽然Willems不是教师，但他也在这张照片里：在Erkelens的左侧。不清楚其他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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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我村子里的四位学生。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刚刚开始学习。整个学习要经过15年。9年在小研修院，6年在大研修院。我们在门口照相。Willems说，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在保定府学习8年，已有19岁。其中一位歌唱得很好，还会演奏管风琴。他们正在放假，回家吃饭，住在Willems处。小点的孩子13岁（在Meyel人们会说他们是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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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Willems、仆人及奶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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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在给住在Roggelse的Raemakers-Van Rijt一家的信中，Willems描述了照片中站在他边上的年轻中国人。他的名字是Pierre Wei CM。Wei是一位很早的基督徒，他十五年以前被Willems送去学习，花了不少的学费。他人品好又聪明，最终加入了遣使会。他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刚从肺结核病中康复。Willems期待他一年半后能够成为神父。若有个中国的神父那该多好呀，Willems自豪地说。
（译注：此人应是南宋村出生的魏士海 Wei Che-Hai，有资料介绍：1906年2月10日出生于直隶保定府南宋村，1926年9月7日嘉兴学习，1928年9月8日发愿。在1929年6月，他被送往法国 Dax，继续深造。1931年11月28日回到中国，1934年2月16日被派往嘉兴。随即成为顺德府教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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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这张图上是三位未婚教工。两位小脚，一位天足。为我做所有的缝补浆洗工作，也为学校做其它事情。穿戴皆是中国普通服装。雇用她们的费用不高。不用给她们提供诸如帽子和其他东西，一切尽可能精简。关于Willems学校的介绍就是这些，学校到底多少教工也还不太清楚，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内容也鲜有提及，也许应该是基督教教义，以及施洗的准备工作等。从资料中推断，这些人都是由Willems付薪水。也可能还会教一些读写，但大多数人的目的不在于此。Willems甚至提到在学校中有位20岁的教师还有教师证书呢。Willems抱怨说一些穷人间的孩子，冬天会来学习，到了夏天就把学校撇在一边，到地里干活去了。
除了南宋村，在他的堂区别的地区还有一所学校，也是Willems创建，用了Meyel施主们的钱。建学校的经费大约是30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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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这也许是这一对中国姐妹教师在女子学校里的照片。据Willems说，这对姐妹暂时录用一年。由于学生教育没什么成效，Willems对她们的教学水平有所怀疑。他们的针线活倒是很好：能缝会补，还会绣花，Willems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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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又看了上面提到的姐妹，和她们的“下一代”在一起。Willems说：她们在照片的中间后排。孩子们知道几乎所有的教义。他们的记忆力好，学得也非常好。不是每个人都把脸洗干净了，这国家就是这样。他们对于卫生的知识知道不多，也不想知道。卫生这事似乎与中国无干，这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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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Willems神父学校的校长，在Meyel的花丛中高兴地摆姿势照相。他只有20岁，Willems说，对他的年龄来说，非常聪明。他甚至有教育学学位，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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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在这张美丽的照片中，消瘦的Willems在南宋村和保定府的高级教士在一起。他的短胡须很有趣。他旁边是满德贻蒙席。然后是他的前任校长，现在北京工作。咧嘴笑的先生，没有说明是谁。据Willems说，这三位高级教士，常到南宋村，欣赏他的葡萄酒及从Meyel带来的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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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图中是三位堂区委员。其中两位人很好，也很富有。左面那个胖一些的人经常祈祷，一天能来教堂两趟。他会经常和我交流，但是谈话并不容易，特别是他有很多反欧洲的想法。虽然他的态度很好，有的时候是过于好了，但我对他并不信任，尽量少和他说话。这个人太虚假和圆滑。应当清楚：Willems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施加在堂区委员身上：狡猾、奸诈和反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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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在中国的传教士经常会受到乞丐骚扰，在南宋村的Willems也是这样。1920年到1930年期间中国受到内战、自然灾害和人口飞涨的蹂躏，结果造成农村普通民众的饥饿和贫困。在这张照片中Willems正低头看着一个乞丐。他已经习惯了更糟糕的情景。照片注释中，他写道：这种情况近来经常发生。乞丐很有礼貌地跪着乞求救济。让他们站起来几乎不可能。这事情每周要发生一次，他们还保证一年之内不会再来骚扰。这个乞丐还算是传着体面的衣服，而通常他们都是脏乱的长头发，褴褛的衣服，扛着破烂的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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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 这是Willems在南宋村期间发回Meyel的少数快照之一。照片的质量不好，但有些值得一看的内容。最令人注意的是由于缺少排水系统造成的泥泞街道。一下大雨，街道马上变成弯曲的小河沟。Willems常常写道这里尘土飞扬。南宋村大部分居民住在简陋的土房里，通常有个后院，并和其它住房毗邻。按照Willems的意见，这简直就像马棚或鸡舍。村民的院子是防止土匪和盗贼的。因为反对欧洲的情绪的存在，神父认为院墙不甚有用，敌对的人就在村子里。他认为所有的村民都差不多。看不到漂亮的村舍和房屋,Willems自己的房子就算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了。房子又长又窄（5米宽），有5间一排的房屋。此外，他有和房子一样长的漂亮庭院。在靠街一面高处有个小窗，在这个小窗中看到中国的一面。
图71-74 南宋村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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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上图是Willems在南宋村期间教堂的入口。照片摄于1925年。主角自己在照片的中间。教堂建于1900年到1902年。Willems1919年抵达南宋村的时候，教堂已经存在。这是一所简单的欧式教堂。教堂的墙由砖头砌成，锌皮屋顶。入口三个字的意思是“天主堂”。因为没有钟塔，钟简单地挂在山墙上。二十年代，Willems重新翻修了这座教堂，并新建了一处单独的圣器收藏室。在下大雨的时候可能会漏雨。2003年的时候教堂是否还在，值得怀疑。很可能在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时候被毁。那时候很多代表“旧中国”的建筑被毁坏了。图72展示了教堂内部，两排长椅中间很宽的过道。后墙有很漂亮的立柱，是他在1923年特意建造的。祭坛后面是圣母像，装饰又是中式的。大约在1926年神父在教堂里建了一个高台（图73），可以坐100位孩子。他很自豪的地对他在Meyel朋友说，虽然能坐下大部分教徒，这个教堂还是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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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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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教堂右侧是他带花园的住所（下图74）及为仆人们建造的房屋和给孩子们运动的操场。1929年教堂翻建的费用在堂区引起了不小的问题。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还用了从主教那里得来的经费，此外他还得出售教产。出售教产这件事引起了他与教会之间的裂痕，成为他在1930年离开南宋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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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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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另外一张图像质量一般但很有趣的照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南宋村街边。他们在用碾子磨面。这条路是村里唯一铺过的街道。作为农民的儿子，Willems对这样的场景应该是熟悉的。我们在图中也看到，家禽家畜在街上散养，到处在找吃食。Willems在照片背后写道：可以看到没有电力和风力。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女人的工作。呼隆隆拉磨的通常是驴子或其他动物，通常是在人们的院子里。街上的磨是大家凑钱置办，谷物较少的时候使用。每天能磨出70-80磅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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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77 这张照片Willems的哥哥Gerard和妹妹Mary会特别感兴趣，他们二人都在农场干活。人在犁的后面的境况会让我们想起1900年左右的Meyel农民。没什么进一步的信息。照片上的青年中国农民正在耕地，两头骡子拉犁。Willems神父的仆人一年能挣大约30荷兰盾，一年中只能吃到两次肉。比起中国的情况，Meyel要好得多。中国的前进步伐，比Peel村庄的要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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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一个中国家庭。这是一位重要修生的家庭，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大约有25顷土地，20多人给他干活。可看到他有些富裕，但也不是特别有钱。自己要做农活，穿着简单。这是在打谷场上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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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这张照片又展示了南宋村街道。街两边的房子是石头搭建的。其它的房子是土房。似乎没有铺路。Willems神父是照片左起第二人。他在评论里写道，街边没有商店，要的东西都是“东一点，西一点”买来的。南宋村看不到汽车，飞机到是不时飞过去。此外，Willems说，战争在四个地方爆发。而且当地先是蝗灾，又遭洪水。照他的观点这就是天主对中国人反欧情绪的惩罚。就是好的基督徒，也对欧洲不满。中国人公开表示这种情绪。在北京地区，欧洲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和仆人。最后他说，在访问了一位病人以后，他的裤子里钻进了24只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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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这张照片在1928年由Willems寄给他住在Verschaeren的姐姐An。他抱臂而坐，看上去老了，显得消瘦和病态。左右各站着学校教师，左面第二位是他的仆人。脸上是幻灯机爆炸时留下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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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Willems神父无论在家，还是在Grave学习期间，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睡在稻草上。看看我的床吧。村子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中国大床啦。茁实的床架子，其它床上东西也准备了，枕头也填充稻草。按道理应该能睡得很香，但通常并不如此。没准什么时候枪就会对着床。现在我很好。这样的床成本是20美元，我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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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83 左面是穿着周末服装的仆人，深受Willems的同情，站在他的门口。据他说，这个男人位漂亮服装而自豪，他喜欢照相，在本书的照片中出现多次。Willems对他的忠诚很满意，虽然多数中国人反对欧洲人。到处都是喧嚣，煽动中国人反对欧洲人。
右边在花丛中的是这仆人的儿子，Willems也很喜欢他。1925年在Meyel亲友的要求下，Willems采集花种寄往Limburg，他让仆人去采集或购买种子。购买的种子令人沮丧，人们告诉我那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草籽。那些女人们欺骗我，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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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这四人是Willems在南宋村的帮工。背景是Willems卓有成效种植的葡萄，最右侧是厨师。他旁边是一位堂区委员。左面两个人物是专业能手，正在修缮房屋。还有个厨师和一个管理Willems的日常生活事务仆人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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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在这张1928年拍摄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了有些忧虑的传教士Willems。原因很简单，他正要离开去保定府的医院。1925年他回到中国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发烧、乏力、黄疸、腹泻、头痛、视力减退，几乎所有的疾病，这可能是一种热病，中国的环境和传教的压力使然。年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他已经51岁了，时间在不断捣鬼。年龄增长，体重也随之增加。此外，给人的印象他也有高血压一类的毛病影响他的健康。看上去像是70岁的老人。究其原因，1928年医院的检查认为是失血。每天流血，他对此也很是忧虑。他长期如此，也经过治疗。按医生所说，病很难治愈。讨厌的是这种病并无真正的威胁：痔疮。这张照片是在他出发去医院前仆人匆忙拍摄的。这可以从他的大衣上的皱褶看出来，因为衣服刚刚从箱子里匆匆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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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传教士Willems神父在这张照片上看，显然健康状况不佳。在所有的照片上没有一张看上去比这一张更糟糕。他自己对此也很诧异：从未见过我比此时更加难看。我得了黄热病。我不知道面色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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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这是两位中国老年妇女在长椅上休息的精彩快照。两者都拄着拐棍，但看上去还很精神。Willems神父：在这里你会看到两个老太太。一位90，另一位89岁。两人身体都很棒。还有些人年龄相仿，但是不多。她们让我在绿荫中给他们拍照。昨天我还为一位95岁的老人祈祷。这样长寿与锦衣玉食并无关联。因为他们的吃住条件并不比提供给猪的条件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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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1935年10月10日大张旗鼓地庆祝保定宗座代牧区成立25周年。周济世主教坐在前排中间。他是保定教区第三任主教。他的左面是来自法国弗莱芒的遣使会士满德贻，他1924年至1929年任教区主教。1930年任北京教区副主教。Piet Willems很可能是右起第三人（深色胡须者），他已经到了黑山扈。照片中大多数人是中国神职人员。
6. 在黑山扈圣母院（1930-1947）
他从南宋村被驱逐后，到了黑山扈圣母院的学校。他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17年。学校的学生从13岁到17岁。学校位置据北京不远，圣母院建于1891年。Willems在那里做传教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当学校的校长，并在圣若瑟楼作为助理神父，从事各种形式的精神和社会援助工作。1937年战争爆发，意味着圣母会几乎很少有人参访，他也无事可做。有时战争就在附近进行，威胁到周围居民。1937年的8月，我们的主角经历了一次大事。
Piet Willems的校长和神父生活
黑山扈在北京西面约15公里左右，圣母会有两个修道院。一个在西山脚下，大路旁边。另一个在一公里左右的山上。圣母会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片贫瘠遥远的地块。他们建造了两座修院，让这片地成了绿洲。他们把这块地方叫做“大盆”。
在两处修院里有来自6个国家的修士，80名左右的学生。山上的修院主要用于生病和年老的修士们居住疗养。另一个山下的是青少年学习的地方。Piet Willems住在山下（圣若瑟楼青少年学校）。在这里建立的小学校，学生主要来自周边地区。在北京的北部，人们会看到这个“大盆”，两处修院在绿色环抱之中，建筑的周围则都是荒芜田地。
Willems自己在山坡上还有一处宽敞的住所，距离主要建筑不过数米的距离，视野良好，能看到周围农村美丽的景象。他对这宽敞的住所和花园十分知足。在早期他经常接待传教士同行们，和他们一起在美丽的环境中散步。
作为传教士，他在黑山扈忙于听告解，做弥撒并给学生和教众们提供精神帮助。这工作是由他和Feely Volgens Trérnorin一同完成。他则谦虚而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通过Panningen与荷兰的联系
在黑山扈期间，他通过在Panningen的遣使会的资助保证工作进行。在荷兰Heldense遣使会的档案里的三封信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信是寄给管理经费的Timmermans，内容主要涉及从荷兰向中国寄钱。有时候信里会提及中国的政治动乱对北京周边遣使会和圣言会的后果。这种动荡，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规模更大，更加频繁。1939年的8月，连续14天Willems在枪口的威逼之下。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由于战争威胁，圣母会的修院有时候会空无一人。修士和学生们回到北京城内避难。Willems则留在修院，为少数保护修院的教士们作弥撒。他1939年的第四封信中，显示了他的勇气：他被“匪徒”们绑架，但他没有付一分钱的赎金！
这种态度肯定和他早期在中国的经历以及1937年他的他大胆的表现有关。他知道怎样对付中国人，即使他们带有武器。下面是详细的情况。
三封发往Panningen的信件表明在荷兰的施主们还在继续支持他。他们为他付钱，不求回报。其中一封信中，Nijmegen寄给他60法郎捐献，另一封包括了200法郎的支票。两次捐款时间不到一年。Nijmegen和其他捐助这是什么人，没有更多的信息。Willems把收到的钱也会用于天津教区。这一年与Meyel的Janssen家庭，以及Maria van Doran的通信没有继续。只是在1933年和1937年有两封信给他们。这无疑是由于战事，但也和他的持续头痛和眼疾有关。这两种疾病在南宋村的时候就困扰着他，写信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困难了。
他“善良的侄女”在1935年结婚，搬家到了Lieshout附近的Gerard Merkelbach。1937年施主Lambertus Janssen辞世，他的妻子也搬到了Lieshout女儿家。这一年，与他姐姐和兄弟的联系也中断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德国人”。欧洲和远东的政治形势，使他们的联系更加困难。
他也不再邮寄照片。他的仆人曾经在二十几年里给他照相，现在也不和他在一起了。
1937年Willems神父被绑架事件
由于与西方列强统治者的关系，和当时中国的政治混乱，十九世纪以来，传教士们被绑架，虐待和被杀害的事情常常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十几位传教士被杀害。Willems神父在他初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的经历。在他的信中曾屡次提到在南宋村期间，反政府武装和匪徒针对传教士的绑架和私刑。随着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强盛，对传教士的威胁也逐渐增大。1937年，神父经历了他整个在中国期间，最惊险的一段。这一年，日本向中国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37年他被共产党游击队绑架，达18天之久。他把这次经历写了一篇长文发到了“新信使”上，也寄给了他在Lieshout的侄女Maria。下面是这个精彩的故事：
1937年的8月30日，在圣母会疗养院剩下的修士们，被一群爱国武装集团（Willems还是称他们为“强盗和野蛮人”）所包围。这群人大约有300人左右，他们穿着学生和民兵的服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在搜查日本士兵，但实际上，他们想要钱。当时“大盆”里面除了修士和学生之外，大约还有2000名左右为了逃避战祸的难民。
在第一处圣母会修院，入侵者打开柜橱，拿走了一些东西。此外，他们开枪打伤了F. de Sale神父，伤口在腹部。这群学生很快又向另一处修院赶去。这时，Willems神父刚刚做完弥撒。正在收拾祭衣的时候，几个团伙成员闯了进来，有人向修院的窗户开枪。因为神父会说中国话，那伙人要和他说话。神父向天主祈祷，简短告解以后，走出来见这些人。他会见了一名由学生围绕的友好而聪明的指挥官。这些人在两处修院都没有破坏什么。小教堂和Willems的住处，都没有受到一点骚扰。Willems以及修士和教会学生们只能在书房等候。这些人索要的是武器和金钱。圣母会并无枪支，只有很少的钱。于是，两名欧洲神父和一些欧洲的修士被当作人质扣押。其中有Willems神父，Feely (马德良？)神父，一个新西兰人，一个法国人，三个匈牙利人，两个西班牙人和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当周边的日本人接近的时候，这些人把十个人质带走。
这些人从山头走向村庄：在后面追赶的日本兵开枪射击，子弹越过头顶乱飞。雨下了几天，这些人在泥泞的山路上行军，没有人知道要到哪里去。吃得非常糟糕：杂粮、鸡蛋、面粉和米饭。每个人都体重减轻。在老百姓家里睡觉，这是指挥官的命令。Willems后来写道，几乎不可能睡觉，主要由于山上有虫子。
他们对人质并不粗暴，也没有暴力。只是有一次他们受到死亡的恫吓。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得到很多赎金。这同时，在北京的主教的指导下，传教士和其他教徒正在积极筹备营救。
这个事件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不安。甚至日本人派出了部队去“大盆”，可是作用不大。因为只有Willems中文好，所以实际上他在主导谈判。他说他什么也拿不出来。他和反叛者说，没有钱，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他已经老了，活不了几年，无所谓。而且在他死后，等待他的将是幸福。他与团伙成员的谈话总是以简短的说教结尾，同时不乏幽默。天晓得，也许你们将来也会是基督徒呢！对于要开枪杀掉它的威胁，Willems说道：朋友，不错我在你们的手里，可是我觉得你们拿我毫无办法：我在中国待了26年，我总是想着为中国人做好事情。我从荷兰拿来的钱，都用来办学校和慈善事业。现在身无分文，所以也没钱给你们。反叛者的头目意识到再和他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Willems自己都觉得他在中国待久了，已经和中国人一样地狡猾。这点起到了效果。特别是这个团伙里的学生觉得应当释放人质，索要赎金也是不合适的。于是他们先释放了四名人质，随后又放走了包括Willems在内的其他六名人质。在被绑18天以后，他们又回到原来被绑的地方，获得了自由。
最后的日子
战争期间Willems在圣母兄弟会如何度过并不完全清楚。战争随着时间推进，麻烦越来越大，因为这“大盆”处于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之下。Willems在黑山扈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守时是众所周知的。他每天早上登上小山，到山上修院去祈祷。回来之后，10点到12点之间读些理论书籍。他总是以一种正派的风度教诲周边群众。他成了年轻的圣母兄弟会成员的楷模。他确保圣若瑟楼的宁静的氛围，教众们对他十分敬佩。他去世的时候，很多车辆跟随着葬礼。
这些年的其他信息来源，就只有1933年和1937年他寄给Mary Van Doran的信件。在信里他抱怨多病和贫穷。他一直都在黑山扈。1933年他的头部和身体其他部分很难受，曾经一度想结束生命。不久这种病痛自己消失了。在医生的推荐下，他每周到十公里外的地方泡热水澡，确实对他的健康起到了作用。他的问题是眼睛的顽疾，庸医给他用针灸治疗，越治越遭，再也没治好。他时不时地要带上眼罩。1933年他接到Mary Van Doran的婚礼邀请。他回信说会一直为她和他的家庭祈祷。
1937年的信几乎全部是讲述他被绑架的事件。
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信息有所增加，但那不是源于他自己，而是第三方在他去世后写的一些信件。
助理神父Willems因病去世于1947年8月26日。Tremorin（戴牧灵）神父曾去探视。
Willems神父和法国遣使会士戴牧灵曾经一路回到中国，他请他做临终的圣礼。可是戴神父觉得他的病情被夸大了，觉得还没有必要。几天后，1947年5月10日，Peter Willems已经住入了Saint Michel医院（译注：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他有严重的心肺问题。两个月以后在他的要求下，回到了黑山扈教友和年轻人之中。8月26日早上他进入昏迷状态，10点45分左右去世。据戴牧灵说他在最后几个月中很痛苦，但并无抱怨。
圣母会在1949年不得不离开这两处修院。他们迁到了香港，继续传教至今。
他被埋葬在在修院附近的小山上，在一处圣母山之后。这是圣母兄弟会依照他的遗愿选择的墓地。从那以后，他面向东方，视野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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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虽然图像模糊，但很珍贵。这是1937年，他被共产党军队扣押18天，释放以后一个月左右拍摄的。当时他60岁。我们可看到劫持者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好，这么短时间就把我变得又老又瘦，神父在照片背后的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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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 这是一张Willems拍摄并邮寄回Meyel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文致和蒙席和武致中蒙席正在受法国大臣接见。会见应该是在保定府举行，是满德怡（1883-1962）主教接待宗座代表刚恒毅的一次晚宴，Willems也在场。文致和蒙席在这次会面后几个月，于1937年10月9日，和其它七人一起，被日本士兵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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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这是圣母修道院，在北京西部15公里处的山里。Willems是两个神父之一。他站在门口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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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Pierre Willems位于黑山扈的墓碑。死者的事迹同时用中文叙述。墓址是他自己选择的，在一处圣母山的附近，位于美丽的山腰。Tremorin说这是他17年来为之做出贡献的地方。在这个十字路口，他每天祈祷，有时一天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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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圣若瑟楼附近全景照片，令人想起在Assisi的圣方济各修道院。同样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色，以及虽然在荒凉和寂寞的野外，但显得宏伟。周围的梯田种植树木，还有葡萄园及花园。这都是Willems日常取用的东西。照片中间美丽的，房脊较矮的房子与圣母院分立而对。附近的山上有座异教徒的庙，这使神父如鲠在喉。
这张照片上看不到他坟墓的位置。2003年的时候，这些建筑物和他的坟墓是否还在是个疑问。六七十年代很多的天主教会遗址被中国共产党毁掉。去北京做一次调查，似乎是值得的。
7. 尾声
1912年，Willems神父来到遥远的中国，献身于天主教的传播事业。那时候他35岁，在Meyel务过农，也曾在Grave的法国教师教育下学习。他入教后，全部热情投入到了“灵魂的拯救”，把异教徒从永恒的诅咒中解救出来成为他的天职。他家乡的人们支持他重要、光荣而且危险的使命。在Meyel的“施主”们不断地给他经济支持，帮助他的传教事业。
在中国，Willems神父有仆人、厨师，还有很好的房子，以及其它条件，让他在传教过程里过着和当地上等人相当的生活。他肯定不能算作“穷苦的传教士”。除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他的物质生活从未缺过什么东西。
显然，Willems神父的不满，不自觉地反映了西方殖民政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扩张同时帮助了天主教的传播。而最终这反而成为传教的负担，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反对这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眼中西方列强是造成内战、自然灾害和饥荒的罪魁祸首。冲突、暴乱、抢劫、绑架甚至谋杀，也都是他们的错。反过来，Willems神父深受其害。
Willems几乎不存在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是为传教获得永生，是天主的奖励。他们听到的故事都是传教士如何在传教过程中献身。传教过程确实是艰苦的，这点从Willems工作的堂区教徒人数就可以看出来。该人数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且这些人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内心则是异教徒。这一点Willems曾经多次表示失望。他的传教工作充满艰辛和挫折。堂区信教的人数在Willems离开南宋村的时候，比他来的时候甚至还要少些。
Willems是那种信仰和态度都停滞在十九世纪的神父。他在Grave受Berthier神父关于欧洲天主教的真理的灌输，他虔诚而脱离现实。与他同时期的弗莱芒遣使会士Vecent Lebbe （雷鸣远，1877-1940）持有相当不同的观点。雷鸣远严厉批评欧洲传统的传教方式。他平等对待中国教徒，愿意分权给中国神父。雷鸣远积极促成1926年对中国神父的祝圣。1933年他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活动。雷鸣远在距离保定府不远的天津工作，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过接触。他的现代传教理念对Willems没有影响，但Willems肯定知道雷鸣远的思想。
与雷鸣远，甚至一些其他荷兰传教士不同，Willems不停地强调欧洲人是优等的。中国人，不管做什么的，在他的眼中要低人一等。
部分是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他总是思乡心切，想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1924年的长假期，Janssen和夫人、女儿接待了他，使他更加重了对Peel村的向往。与此相反，他总不能融入中国群众。批评他这种态度，也是成问题的。大多数传教士认为他和雷鸣远完全是这世界上的两类人。Willems只是普通农民的儿子，缺乏高智商、社会经验和理论修养。
Willems从1912年来到中国，一直从事天主教传教工作，直到1930年他离开了圣母会。他有一段时间为遣使会工作，分管一部分教区工作。1930年他实际上是在为法国遣使会工作。但是在保定府教区却没有了他的位置。他去找了遣使会，奇怪的是，遣使会竟然拒绝了他。
Willems最后来到北京附近在圣母会学校里当校长。在后面的17年里，有时平静，有时受到战争和暴力及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无论如何，他对故乡怎样思念是不清楚的，但毫无疑问他会对1912年到中国的决策是否正确，进行反思。也会对这些年他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当，发出疑问。本书作者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思考
Willems去世于1947年，终年70岁。
在他去世十二年之后，他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有一条连接新广场的街道，以他命名。神父早年生活的广场依然种植玉米。1959年议会代表Ber Huijerjans提议正式命名广场为“Sint Willibroordus”。
或许他留在黑山扈的墓碑尚存。至少在1958年4月以前，墓碑还应该是受到尊重的。随后的若干年中国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西方，反对“帝国主义”。然而他还有可能在安息，偶尔会回忆起在Meyel温暖的天主教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