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27, 2020

墓碑后面的故事(20200627重新編輯)

    不是所有提到一些过去事实的文字都是历史书,标题上带有“墓碑”等字样的文字也未必就是恐怖故事。我要写的东西不是恐怖故事,也不是历史,但我尽量想写的有趣一些,同时涉及历史事实的时候,在我能力范围内保持准确。

 I. 
    到2002年的时候,我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经整整住了7年。 那房子在六楼,两间房间加上厨房厕所,还有吃饭的厅,建筑面积才只有53平方米。房间朝南,不通风,冬天尚可,到了夏天酷热难当。1995年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非常高兴,而到了2002年,房子的味道已和鸡肋相差不多。 那年8月份天气刚开始凉快一些,全家出游,爬上了京西的百望山。在下山路上看到运河对岸一处新建楼盘,太太说,我们去看看。 这一看,后面的故事接踵而来。
 
II.
    一年以后,2003年10月初,搬进了新的家。 开发商送了一年的森林公园门票,有空就去山上转转。开始时在公园的常规路上走,渐渐就走得再远些。大约在2004年初夏,转到圣母会修道院附近的时候,看到在一个碎石垒的建筑废墟后面,有一块墓碑(图1)。

                                                                                                       图1 

    这块石碑的位置在大路边,一定有很多人见过。当时好奇,走过去多看了一眼,照了照片。那时候又在论坛上玩,遇见了武汉的一位地方史的专家,于是发了几个字到那个论坛上去(加粗斜体是我写的,下同):

    “周日携妻带女登山,发现块碑。 给武汉的朋友看看。我也想自己先弄弄清楚。照片另外一部分是中文(残)有空我也发上来,大家帮看看。 照片中是法文。人名看不清。大意是该人1877年生于荷兰 Meyel,1947年8月26日于黑山扈去世。愿他长眠(黑山扈是北京西郊百望山墓碑所在地)。 问问董老师,通常应该怎样做?” 

    武汉的朋友建议去找文史部门,也有说找他们没用的。我觉得找他们也没用:碑在那里不止一天两天,又是在公园内,若他们觉得有意思,恐怕早就保护起来了。碑扔在那里无人理睬,也许政府部门的情感还有关呢。那是传教士的碑,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没彻底砸碎就不错了。再一种可能,确实没什么价值,虽然有时瞎想:雇几个工人,把它扛回家里保存,比在山里风吹日晒的要好得多。至少不会有人随便拓字,弄得黑乎乎的,也不会有人在他的旁边“遗矢”。 
    最终我什么事情也没做。

III. 
    但好奇心还是在,在Virtualtourist.com (一家旅游网站)我的主页荷兰页面上,发了碑的照片,想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和这块碑,结果没人知道。 同时在另外一个中文论坛上写了一些文字(2008年),在写到了山下的上义师范学校和山上的圣母会疗养院之后,提到了这块墓碑:

“教士碑 法国楼下边路旁的林中,一块废弃的碑,曾经仔细地辨认过碑文。

‘PIERRE WILLIAMS (?)
A◆MON
NE A MEYEL-HOLLANDE
LE 28 NOVEMBRE 1877
DECEDE A HESHANHU
LE 26 AOUT 1947
 R. I. P’ 
中文是:
 ‘ 之墓
    多 魏公◆春 自幼
以我中土先 一九一二年十二◆
年六市 定南门◆◆◆◆前程
◆◆◆九◆一年来平西黑山
母会任初试院驻院神师凡十六
公性和蔼奉职◆诚信德坚实茹
饴一九四七年春◆患重病惟以
古稀虽经调治终告不支遂于同
月廿六日安逝于本会院享年七十
一岁
公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
大约就是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神职人员,1931年来此教堂,1947年在他71岁的时候生病去世。这东西可能算不上文物,一直在那里扔着呢。” 

    在那篇文字里实际上已经把认出来的墓碑文字写出来,还有一些字确实损毁严重,认不出了。 

IV.
    在另一処讨论老北京文化的网站,有人贴出了帖子,也是看到了这块碑,与大家探讨它的来历,其中谈到了墓主人的国籍:
    “荷兰人,生于1877年11月28日,死于1947年8月26日,享年70岁,葬于黑山扈,姓名剥落模糊不清。这不是英文。愿上帝与他同在,保佑他的灵魂。阿门。”
    “墓主人生于荷兰(不是比利时,陆老师是对的),卒于黑山扈。”
    “很久以前就看到这个帖子,很高兴有人读了我的字。那石碑的正主到底是哪国人呢?最开始我认为是荷兰人。后来我记得在Google Earth 上查到比利时有个“MEYEL-HOLLANDE”的地方,依此写成比利时。但现在再查的时候,这个依据又找不到了,含糊啦。”
    “‘MEYEL-HOLLANDE’这个地方我也查不到。如果是生于比利时,按说是应当写明的吧?去年转贴您的帖子时,曾查到荷兰有个城市叫Meijel,会不会在法语里就是Meyel呢?” 
    最后,我投降 “我觉得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也许就是您这个说法。也没准北京哪个档案馆里有这一段呢 ”。 

V.
    在雅虎的Flickr网站上,我有时候会发一些照片,主要为了记录去过的一些地方,和觉得有意思的构图或瞬间(http://www.flickr.com/photos/37091765@N07/)。 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奥地利,也有个家伙在这个网站上贴照片。他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事情很知道一些。
    2007年2月份 他在百望山看见了这块碑,照了相,放在Flickr上: (http://www.flickr.com/photos/81421684@N00/400401694)
    有些人参加了讨论。可是我在2009年的11月才看到这张照片。一些讨论如下:
    他照片下的说明(2007年): “荷兰人被遗弃的墓碑 偶然在北京的一个公园发现这个墓碑。墓主似是荷兰人,姓名已不可辨。上面的(法语)文字损毁严重,很可能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能认出来的文字: 
出生于荷兰梅耶
1877年11月28
逝于黑山扈 1947年8月26日
愿他安息

    Heshanhu很可能是HeiShanHu,是这个地区的名字。中文部分也不可辨认。 这个地区曾经有教会活动,我认为此人与其有关。可是找不到此人的任何信息。似乎在此地区以前有很多日本人被杀。 我对此人有些兴趣,感谢提供任何线索。” 
    到了2009年,我看到这个帖子后把我认出的法文和中文添了上去,他说: “Cool! Thanks so much!” 在继续讨论墓的主人到底是哪一国家的人时,也许他回答不了,又没有回音了。 直到2010年的9月底。  

VI.

20109月的时候,这件事又被人提起来了。还是在那个网站,有人说了:

我刚刚注意到这张照片,也许能提供线索。这一定是Piet Willems,他在1912年到1947年在中国做传教士。该人出生于Meijel(荷兰的一个小镇,有时拼写为Meyel)。当地的历史学家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大多是基于他当时寄回家的照片和信件。可参见此书的荷兰作者和一些照片。

我也给作者发了邮件,通知他墓碑的事情。”

好家伙,不仅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竟然还有人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很快,联系上了作者,他在后面跟了一个帖子:

我在2003年写过一本关于荷兰墓主人的书,在书中有一张他1947年去世后墓碑的照片。他是梅耶的一位传教士,在北京黑山扈的圣玛丽亚约瑟教修道院去世。他的墓葬最初应该位于一个小山坡上的圣母山旁边。埋在那里是他自己的遗愿。

2003年我差一点就去北京探访此地,可没能去成。有人联系到我,并得到该信息感到非常惊异。修道院和那墓碑还在么?有原始的照片么?非常感谢。”

于是,一方面我拍了些墓碑的照片给他发去,同时向作者索取那本书。

他寄的第一本,丢了(不知道到谁的手,也许已经被人给扔掉了)。不好意思再向他要,可后来他来信询问,只好老实交待。作者又寄来了一本。在等书的日子里,希望和焦虑并存,生怕再收不到。但2010年的11月下旬,书到了(感谢邮政局没有把同一本书寄丢两次)



VII.


书是用荷兰文写的,书名Peter Willems - Meijelnaar in China




翻译过来应该是:威廉神父梅耶人在中国

荷兰文读来困难,只好先看图片。在荷兰作者发来的邮件里有一张墓碑的清晰照片。至此第一个谜解开:墓碑上原来写的字大部分认出如下:

PIERRE WILLIEMS

AUMONIER

NE A MEYEL HOLLANDE

LE 28 NOVEMBRE 1877

DECEDE A HESHANHU

LE 26 AOUT 1947

R. I. P

 

魏司铎之墓

魏公讳◆◆洗名多一八七七年十

一月廿八日生于荷兰自幼弃俗精修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八日荣膺铎品翌

年远涉重洋履我中土先后传教于保

定南关四各庄高家庄程六市及南宋

村等处一九三一年来平西黑山沪圣

母会任初试院驻院神师凡十六载

公性和蔼奉职勤诚信德坚实茹如

饴一九四七年春突患重病惟以年逾

古稀虽经调治终告不支遂于同年八

月廿六日安逝于本会院享年七十有

一岁

公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   


VIII.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谜:墓址。

书的作者来邮件,想知道墓碑虽毁,墓的现状是何情形。我在网上看到的讨论说在圣母山对面小路的另一侧,曾有墓碑基座。到现场去看,确实有一些水泥和砖块。 这难道是墓的位置么?拍了些照片发给荷兰人。他不在现场也说不出所以然。他只是说墓址是神父自己选的,应该在圣母山背后能看见圣母会修道院的位置。

这期间,与老北京网站上的几位热心人也有讨论,学了不少东西。虽然在北京住了几十年,老北京的历史和文化还真的了解有限。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也不甚了了。斑马、吴老和西门豹具是专家,讨论受益匪浅,终于有一天斑马建议我们同去现场勘察。

到现场之前,去看了309医院里面的100号楼,上义师范学校旧址(参见Voodoo3博文回望之六十上义师范学校)。之后,在西门豹带领下又去了庆王坟。这两处按下不提,到了圣母山现场勘查墓址时,实在也没什么头绪,看哪哪像。几个人去看了我以前觉得是墓址的地方,觉得那个地方符合荷兰人的大致描述,而且在墓碑现在位置的正上方。毁墓人若不是闲极无聊到处搬着墓碑跑,而仅仅从山坡上把碑推下来,大致就应该在现在的位置。那天是2010年的124日。

回到家以后的几天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忽然灵感出现:荷兰人的书里面有墓碑的照片,何不将其与现场照片核对一下呢?想到就做,核对以后果然发现,虽然照片拍摄的角度略有不同,但有几处特征很是相像。

过了一个星期的周末,1211日我又进山了。按照书中的照片角度照了几张照片,回家又扫描了书上的照片。把几张照片用照片处理软件拼到了一起。

令人称奇的效果出现了:(左面是书上的照片,右面是我拍摄的照片。相隔63年的影像说明了什么?)


 

至此我觉得第二个谜解开。


IX.

再下来是第三个谜。

作者来信,也觉得地方对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些令人头痛:他问,神父的尸骨还在么?

从墓地的状况看,我相信如果不是埋葬得很浅,还要加上毁墓人不是彻底的革命者,那尸骨应该还在。但这个问题实在是无法验证,或者说要想验证,就会打扰神父的安眠。

为了他的安宁,这个谜到此为止吧。

第四件事,不是谜,而是我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我等着那本书的时候就在酝酿。我想把书翻译过来。

这本书是荷兰文。而我会说中国话,文字功底一般,还会一点英语,无论如何与荷兰文搭不上边。

我想了一个流程让中文和荷兰文搭上边:首先把荷兰文用google翻译变成英文,然后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问题1:为什么不直接用google把荷兰文翻译成中文呢?

答案1荷兰文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用机器翻译的译文基本上不能用,甚至都猜不出到底什么意思。而通过英文转译时,荷兰文到英文的失真会小一些。而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受我的英文水平限制,但是好歹能知道什么意思。

问题2:荷兰文输入量大,难道是用手一个个的字母敲进去么?

答案2:不是,那样很累人。我用照相机把书页照下来,在网上找了个在线识别软件,这样荷兰文电子版就有了。

问题3:这样也可以?

答案3:这样还真不是全可以。有些地方荷兰文转译的英语也看不明白,怎么办呢?只有找作者问了,还行,他还挺耐心。

问题4:翻译这本书干什么?

答案4多种目的吧。第一,在业余时间找一件有文化的事情干。第二,住在黑山扈,多少知道点周边的事情总有好处。第三,也许别人有用呢?为了这个第三个目的,虽然我知道翻译得不够准确,还是把它放到我的新浪博客上。

问题5在哪里能看到译文呢?

答案5点击这



2019年3月20日记:这篇东西成文很早,虽然在文中没有提到墓碑是什么时候被毁的,但我心里一直认为是WENHUADAGEMING。然而并不是:新浪博主北京-晓彤自幼居于此,她说:“解放后,黑山扈一直是JUNSHI管制区,洋教士的墓碑早已被推倒,但并非毁于WENGE。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玩耍,也知道墓碑属于一位洋人,何人推倒了墓碑? 已无解。”参见其博客



Friday, June 12, 2020

你光著屁股不合規矩,所以不許去穿褲子

    新浪博客有時會把吾的博文悄悄地送到吾的“私密博文”目錄下,讓別人看不到。想其原因是有“敏感内容”。
    這個吾能理解。於是吾自己把所有博文都放到“私密博文”下,省得管理人員費心。
    前一段有人想看吾的某些文章,希望把它們放出來。吾既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又要不麻煩新浪博客管理人員,於是決定把文章放出來,想看的人看過後,過一段時間再收起來。
    放出來的過程沒什麽問題。收回去的時候麻煩了,而且新浪博客的操作的邏輯,怎麽也想不明白。
    是這樣的:吾編輯那幾篇文章,讓它們回到“私密博文”中。大部分都回去了(雖然有幾篇要填寫驗證碼)。有一篇卻放不回去了,竟然是因爲“博文存在敏感詞,請修改後提交”。
    這個吾就搞不懂了。有敏感詞難道不是正應該不讓別人看,把它放入“私密博文”麽?你讓吾修改,又不說哪裏敏感。吾很閑麽?
    所以不管了,讓它帶著敏感詞在外面亂晃吧。
    It's like: 你光著屁股不雅觀,想去穿褲子。管理人員卻説因爲你光著屁股,違反規矩,所以不許去穿褲子,納尼?

Wednesday, June 3, 2020

我们的兄弟在中国被绑架(二)

http://champagnat.fms.it/500.php?a=6b&id=1592

Nos Frères captifs des brigands en Chine
我们的兄弟在中国被绑架

研究所通报,16 卷,112期,1938年4月,第89-96页

在北京被绑架者掳走的兄弟被囚禁,但情况比我们料想的要好。 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区,一名主教和 7 名神父被俘虏,遭到屠杀。不幸的是,前几年也发生过一系列类似的事件。

囚禁的持续时间并非所有人都一样。 一共有 10 名人质,2 位我们的神父和 8 位兄弟。

中国兄弟 Malya-Cyrille 给强盗中的“将军”写信,要求释放健康不佳的俘虏。9 月 5 日,一位神父 RP Feely 和 Marie-Prudent 兄弟、Leo-Ceferino 和 René-Joseph 兄弟被释放。

不久之后在 9 月 16 日,由于食物不洁造成 Edmond-Etienne 兄弟突然患病,又有 3 人被释放,即患病兄弟、Otto-Raphaël 兄弟。C. F. Faustus 为了兄弟们在一起,让位给了 R. P. Willems,令其先行被释放。

其他三人:C. F. Faustus 与年轻兄弟 José-Vicente 和 Léon-Xavier 被拘的时间更长些,整整 48 天。

 

绑架的动机 — 绑架的动机首先是想从人质那里拿到赎金,习惯上历来如此。

绑匪确定的第一个数字是一百万美元。他们与人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试图讨价还价,让他们认可这一数字,但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人质们向绑匪解释说,他们没有把财富带到中国,也没有在中国发财。 给绑匪留下深刻印象的巨大房屋无非就是学校,那里培养年轻的中国人,让他们成为宗教人士,而这些学校几乎没有多余的钱。

最终当匪徒们了解了这些人质的生活条件和来中国的缘由时,明白他们的生活只是一种假象。

几天之内,赎金跌到了50,000 美元。 但他们说这是最低要求。 我们不会拒绝他们。 这已经足以说服朋友、上级和主教。 实际上,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只能写信要求赎金。但 CF Faustus 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只能做到这一步,并不能承诺什么。

Protecteurs des brigands. — Bientôt les brigands perdirent l'espoir de toucher quoi que ce soit. Des détachements japonais étaient á leurs trousses. Des avions les survolaient de temps en temps. Mais ils avaient su d'autre part qu'on ne tenterait contre eux aucun combat décisif, tant que les captifs seraient là. Les Frères devinrent donc une sauvegarde pour leurs ravisseurs. Ceux-ci se voyaient embarqués dans une aventure qui pouvait leur coûter cher, si les captifs n'étaient rendus sains et saufs.

 

Effectif et vie de la bande. — La bande qui avait enlevé nos Frères pouvait avoir environ 900 hommes. Elle était des plus mobiles, devant circuler de village en village, pour éviter de se laisser prendre, tout en restant à proximité de Pékin. Il fallait marcher de nuit, par tous les temps, à toutes les heures, se lever brusquement quand on venait de se coucher ou rester sur place deux ou trois jours de suite sans raison apparente, jeûner quand on avait appétit et se contenter en fait de logement ou de nourriture de ce qu'on trouve en temps de guerre dans des villages misérables.

« Parmi les ravisseurs, écrit le C. F. Provincial, s'est heureusement trouvé un groupe d'étudiants qui, croyant obéir à leur patriotisme, s'étaient fourvoyés dans la bande. Les rapports avec les Frères ont été immédiatement empreints d'une certaine cordialité: c'est ce groupe qui fut ordinairement chargé de la garde des Frères. Ils furent convenables et firent ce qui était en leur pouvoir pour atténuer, dans la mesure du possible, l'odieux de leur rôle de geôliers ».

Ajoutons qu'on parvint, par des intermédiaires, à établir des rapports suivis entre la maison provinciale et les captifs. On leur procura du linge, des habits, des journaux, des livres, même du pain et autres vivres. On put s'écrire et donner des nouvelles de part et d'autre. II y eut même deux visites d'un journaliste américain.

 

Journal de la captivité. Les captifs ont eu la bonne idée de tenir un journal de leurs aventures. Il est trop long pour trouver place ici, mais on peut y glaner quelques passages qui donneront une idée de leur vie parmi les brigands:

Les voyages perpétuels... « Le départ des premiers Frères délivrés nous causa d'autant plus de bonheur que nous le considérions comme un gage du nôtre. Le soir, vers neuf heures, il fallut plier bagages et partir à travers la boue qui nous arrivait souvent aux chevilles. Il faisait très noir : on voyait son chemin, grâce aux lampes électriques, nombreuses aux mains des brigands. Arrivée au village à minuit. Les soldats partis devant pour préparer le logement nous apportent de l'eau pour nous laver les pieds. On s'endort rapidement. Le village est désert. Les gens ont fui. On finit par retrouver quelqu'un pour nous préparer un repas. On tue 3 porcs. Nous avons ainsi de la viand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

Un peu après: Départ à 4 h du soir vers le sud-ouest. Un mulet porte deux sacs de farine. Le second chef nous fait remarquer qu'ils sont pour nous. Nous sommes touchés de son attention, mais nous concluons, que notre captivité risque d'être longue ».

Un peu plus loin: « Dans la soirée, on se dirige vers le nord-est. Quatre avions nous survolent. Tout le monde se cache dans les champs de sorgho ».

Ces voyages perpétuels occupent une bonne partie des nuits. Il y a d'autres aventures moins rassurantes, comme celle-ci:

« ...Le lendemain, nouveau départ. Le bruit de la fusillade arrive des montagnes. Dans un village que nous traversons, on amène deux hommes. L'un a les mains liées. On le fait agenouiller, puis un soldat lui applique le canon de son revolver sur la tempe. Le captif, très pâle, n'ose articuler un seul mot. Ce n'était qu'une feinte. On se contente de l'attacher à la suite des autres captifs et notre marche continue ».

Un autre jour: « On nous avertit qu'il va y avoir bataille contre une autre bande de brigands, venant de Pékin et dont le chef est, dit-on, payé par les Japonais. On entend quelques coups de feu. Puis on vient nous annoncer la capture du chef et de son second. Ils sont liés. Le combat reprend peu après et dure encore une heure et demie. La victoire est de notre côté. On dîne à six heures. Les soldats disent qu'ils ont fait 60 prisonniers. Les armes prises sont distribuées à ceux qui en manquaient. Les deux chefs captifs sont placés dans la même chambre que nous et gardés par 4 soldats ».

Peu après: « ...Les deux prisonniers qui étaient gardés dans notre chambre sont bien ligotés et ils ont la corde au cou. Ils faisaient pitié à voir. L'un avait 28 ans, l'autre 30. Ils furent exécutés á la tombée de la nuit, à quelques pas derrière nous. On ne nous avait pas annoncé leur exécution, ce sont les coups de feu qui nous l'ont apprise ».

Autre aspect des choses... « Vers 10 heures du matin, le Chef nous invite au meeting qui va avoir lieu pour commémorer le 6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la Mandchourie par les Japonais. Nombreux et véhéments discours. Les Japonais sont voués à tous les diables. Notons pourtant que nos brigands laissent bien tranquilles les Japonais et se bornent à rançonner les paysans. On nous a fait asseoir sur l'estrade d'honneur et le F. José-Vicente, invité à parler, lui aussi, en a profité pour faire l'éloge de notre sainte religion et dire pourquoi nous sommes venus en Chine. Son discours à mesure qu'il est traduit, est vigoureusement applaudi ».

« Le lendemain, grand banquet chinois, auquel nous sommes invités. On est plein d'égards pour nous ».

Le festin fut sans doute le bienvenu, au milieu des journées où il avait fallu serrer la ceinture, manger n'importe quoi, à n'importe quelle heure, se contenter des bouillies de millet et de tasses de thé.

4 octobre. A 7 h 40,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déloger précipitamment. Les balles pleuvent autour de nous, sans qu'on puisse apercevoir ceux qui les tirent. Nos ravisseurs ont bien soit, pour se protéger, de nous obliger à rester debout, du côté d'où elles viennent. C'est presque miraculeux que nous ne soyons pas atteints. Il est vrai que nos assaillants ne nous poursuivirent pas et que nous nous enfonçâmes rapidement dans les ravins de la montagne.

A une heure du matin, nous nous arrêtons dans une ferme isolée, chez de braves gens qui s'empressent de se lever pour nous céder leur place et nous préparer du thé ».

 

Au point de vue religieux. — Les Frères ne furent inquiétés en rien pour ce qui touche à la religion. Ils purent prier tout à leur aise et ne s'en privèrent pas. C'était leur grande consolation, d'ailleurs, car, s'il n'y eut, grâce à Dieu, aucune victime, il y eut bien des menaces et des dangers. Il y avait d'ailleurs quelques rares chrétiens dans la région.

Un jour que poursuivie par des avions japonais la bande se dispersait dans les champs de sorgho, des chrétiens effrayés se jettent à genoux pour prier la sainte Vierge tout haut, les Frères en font autant, les païens les imitent et tout le monde prie de son mieux.

 

Fin de la captivité. — Enfin, les brigands, après un mois et demi, se décident à relâcher leurs prisonniers et, se rapprochant de La Cuvette, leur annoncent la bonne nouvelle.

Citons ici la fin du journal: 16 octobre.  Pour la troisième fois, nous arrivons à Tachoeizu ; nous nous y reposons et restaurons, et prenons définitivement congé de nos ravisseurs. Deo gratias! Vers les 4 heures 30 du soir, nous recevons les dernières excuses et félicitations de notre entourage. Plusieurs se recommandent à nos prières... J'aime à croire qu'ils sont sincères. Enfin accompagnés par 20 soldats bien armés, nous nous mettons en route pour la Maison Saint-Joseph. Nous y arrivons à minuit cinq.

Quelle agréable surprise pour ceux que nous réveillons ! et le lendemain, dimanche, pour tous nos Chers Supérieurs, Confrères et Amis de Chala, de Pékin ! Au salut, chant du Te Deum.

Au total, comme on voit, on pouvait se réjouir de l'heureuse fin de cette triste histoire. Les 3 derniers captifs, fatigués de tant de marches et de tant de nuits sans sommeil, amaigris par des jeûnes forcés et une mauvaise nourriture nous ont été tout de même rendus vivants. Dieu soit béni!

Ils ne gardent même pas trop mauvais souvenir de leur aventure. Voici ce qu'écrivait le C. F. Faustus, Directeur, si l'on peut dire, de la communauté captive.

« Au risque de vous surprendre étrangement, laissez-moi vous dire que je considère les 48 jours de ma captivité comme les plus précieux que j'ai eu le bonheur de passer en Chine. Auparavant j'aimais beaucoup les Chinois, je les aime et les apprécie davantage encore, depuis que je les ai vus de plus près, chez eux. Il fallait voir ces braves paysans, comme ils s'empressaient de nous combler de prévenances. Souvent même ils nous questionnaient sur la vraie religion, qu'ils ne connaissent pas encore.

Quant aux soi-disant soldats-bandits, qui nous gardaient, ils nous traitèrent toujours le mieux possible ».

Le R. P. Willems, de son côté, s'écriait : « Cette captivité équivaut à la meilleure des retraites; on y apprend á obéir et à se contenter de ce qu'on a ».

C'est bien le cas de dire, avec le proverbe: « Tout est bien qui finit bien », et de remercier le bon Dieu qui a protégé ses enfants.

Monday, June 1, 2020

我们的兄弟在中国被绑架(一)

http://champagnat.fms.it/500.php?a=6b&id=1592
Nos Frères captifs des brigands en Chine
我们的兄弟在中国被绑架

研究所通报, 16卷,111期,1938年1月,第41-47页

   报纸上到处都在传言我们在北京的兄弟们被绑架了,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支离破碎的信息。既然全研究所对此事带来的问题十分感兴趣,我们在在本文做一番详细描述也是值得的。

情形 ——首先我们看看40页上的地图。它显示了我们在北京的教会机构及周边地区的环境。其中四个机构在这个旧都城区。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城市,城区由城墙所围,城门每天晚上关闭,就像十七世纪以前的法国一样。
   北京栅栏修院在城外,距离城墙不太远。但去往黑山扈,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庄就更远些。在黑山扈建造了两座修院:山下的圣若瑟楼和山上的圣母疗养院。由于对中国的气候的不适应,很多欧洲的同胞们,觉得这个地方必不可少。修院的官方名称叫做圣母修院,我们通常更亲切地称呼它‘大碗’。
   那片小山原先没有被开发,其中一部分属于教会的财产,那是圣母兄弟会转过来的。他们已经把那里建成了对需要长期休息的人会感到非常舒适的地方。当地有葡萄园,加上栅栏那边原有的葡萄种植地,可以为中国很多地方的圣职人员提供举行圣事用的葡萄酒。就在栅栏个地方有教廷的葡萄酒酿造厂。我们的 Louis Michel兄弟在那里组织灌装葡萄酒,规模相当大。

事件 ——战争背景大家都知道,无须赘述。只要提一句,中国军队就像在同我们打仗的时候一样,一击即溃,更确切地说很容易就变为小股游击力量,独立地分散在地方作战。他们会像我们以前雄辩的爱国者一样,煽动农民,向他们募钱,用以保卫独立,拯救自由。
   每当周围的农民觉得有危险时,就从附近村庄大批涌向我们的修院,这次也不例外。八月末,五千多人带着他们能带的东西,财物、工具和牲畜,聚在我们周围。

侵占 ——新学生到达挤了上千难民的圣若瑟楼和“大碗”附近后的第四天,8月30日,大约早上5点半,一百多劫匪冲进了我们的地盘。
   在嘈杂之声中,难民在房子周围乱窜。F.de Sales神父冲到入侵者面前,他们中的一个人向他开枪。他幸好只是在大腿上受了轻伤。其他劫匪斥责行凶者,催促我们给伤者抱扎。还有些人冲进房间。他们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了修士和孩子们,把他们看管了起来。很快房子里被洗劫一空。
   入侵者拿走一切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他们很失望地发现没有武器,只有不超过300美元的钱。

在疗养院 ——一个半小时后,来了命令要占领疗养院。在那里还会出现相同的场景。受伤的神父被佣人抬走。一路上充斥着枪声,惊恐的人们的尖叫声。劫匪抢劫,威胁和殴打喧哗的难民。
   上午,人质被分成了三组:学生和中国兄弟、欧洲兄弟,包括两位作神父,最后一组是中国当地要人。劫匪威胁和殴打这些人,想从他们身上勒索尽量多的金钱。他们中间的两百人开始在挖战壕,因为这些士兵开始散布开来,想阻击日本人,保护他们的占领地。但是我们不会认为和他们是战友。
   这伙匪徒坚持索要金钱,帮助他们的爱国斗争。“我们没有钱,兄弟们。我们所有的东西你们已经拿走了,没准应该向在北京的上层去谈”。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劫匪们觉得如果换个方式也许能拿到钱。于是一个中国兄弟,Malya-Cyrille,被派作代表出去和上层谈判。但是由于日本人在镇上和周边地区是统治者,他们要求必须要欧洲兄弟去谈,否则就拒绝。这又是个新情况。最后劫匪们认为也许派个欧洲人更有机会获得赎金,于是派了法国兄弟Marie-Marcel陪同同伴前往谈判。
   他们历经艰辛,下午两点到达了栅栏修院。

劫匪向北撤退 ——这同时,劫匪们开始组织转移,目的地不明。他们带着战利品和中国人质。他们开始想带走学生,最终又把他们释放了。45名学生们赶紧下山到圣若瑟,在地窖中找到了7名混乱中失踪的学生。
   但劫匪们依然带走了十名很值钱的的欧洲人,其中八位兄弟和两位神父作为人质。剩下的人还是被锁起来看管着,直到下午五点,以免我们知道部队转移的方向。
   当最后的劫匪离开‘大碗’的时候,兄弟们赶紧下山到圣若瑟楼,那里被遗弃和吓坏的学生不禁欣喜若狂。
我们经过讨论,担心还会有新的袭击,于是赶紧把圣体保存好,用了些圣餐,然后把受伤的兄弟送往北京。

追踪劫匪 ——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教区主教,他立即通知了法国使馆、警察局和日本当局。于是他们派出了百余名中国警察和日本士兵组成的部队,由法国大使Lacoste先生调动。
   两名谈判代表在圣若瑟楼附近下车,小心翼翼地举着白旗走近那里。
   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继续前进,最后我们的兄弟遇见了他们。能告诉部队的只是劫匪们在数小时前已经转移,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怎么办?夜晚已经来临。我们只能撤回来。栅栏修院决定学生们也跟随撤退,凌晨一点钟他们抵达了修院。
第二天,9月1日早上得到一些情报,部队下午再次返回。但是天气对我们不利。暴雨一直在下,部队到达黑山扈以远十公里左右的Hélongtou(黑龙潭?),夜幕降临之前部队又撤了回来。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在那附近看到了绑匪和我们可怜的人质。回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平原变成了湖泊。我们的一辆车沿路看到穷苦的村民不得不徒步行走于浑水之中,有时候水没膝盖。他们在路中行走,至少能引导汽车慢慢地跟在后面,晚上九点钟才回到栅栏修院。
   事情暂时说到这里,剩下的故事在以后期刊再讲。但这里可以说的是,四十八天以后人质被安全释放。